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3)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发现缓和政策不仅不能获得苏联的合作,反而损害了盟友的信心,同时在西班牙等国还出现了“第三波”民主浪潮,以至于持有新保守主义偏好的ISII2开始成为主流,这一政治势力不仅批评遏制战略太过保守,甚至主张“推回”共产主义。其结果是,苏联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从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进程。
第二,一个强大的“敌人”可能会迫使美国犯错,但也会推动其快速纠错。在边缘地带拓展时,“敌人”这一意象比较模糊,美国可能会夸大威胁,错误评估形势,造成美国的过度扩张。这个时候,为了恢复国力,并将战略资源集中到核心“敌人”身上,美国会及时“止损”。比如,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灾难性地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但是,到了尼克松时期,正是尼克松这位坚定的“反共斗士”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同时实现了美国从越南撤退的目标,中美苏战略三角随之形成。
(三)冷战结束后美国“自由国际秩序”的拓展与危机
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本来只是一种特殊性的国际安排,属于次级制度,并面临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竞争。但是,赢得冷战大大强化了美国对自己是引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山巅之城”这一身份的认知,宣称自己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前途,因而把“一组特定的权力和思想的规则规范吹嘘成是普遍适用的。”因此,美国开始了其雄心勃勃的“世界改造”计划。
但是,苏联的消失在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开始进入“不确定时代”,因为美国国内各界在什么是威胁以及如何回应等问题上都没有形成基本共识。“9·11”事件之后,虽然恐怖主义被定义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但是与主权国家相比,恐怖主义实力较弱,而且不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因而这个对手对美国而言不够资格,根本达不到一个合格“敌人”的标准。因此,恐怖主义没有能够起到弥合美国国内不同路线分歧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路线斗争”。
冷战后,美国政坛的一个常态是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掌控白宫和国会。因此,美国制度战略的总体态势是在ISI和ISII之间来回摆动,从而缺乏两党共同认可的大战略。ISI支持者们认为苏联阵营的崩溃确证了美国国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优越性,因而主张扩大“自由国际秩序”的空间范围。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美国宣称要扩大“市场民主共同体”,因为“世界上民主和政治及经济自由化越多,尤其是那些地缘战略对美国重要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