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11)

然而这一次,历史为美国提供了实践自己国际秩序构想的难得契机。由于苏联在东欧和近东的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等“外交权势集团”(The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中重要人物持续不断的努力,民主党与共和党形成了关于苏联“威胁”的共同认知与叙事,苏联被美国正式确认为试图颠覆和进攻“自由世界”的危险“敌人”,因此,整合了不同制度战略的“杜鲁门主义”随之成为美国对苏大战略。在此背景下,华莱士式的民主党人和塔夫托式的共和党人到了1950年代早期时就已经绝迹了。
美国和苏联迅速从战时盟友转变为全面对手,不仅为美国的国际秩序划出了一条较为明显的空间界限,同时也为ISI和ISII不同路径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首先,ISII1蕴含的孤立主义倾向被克服;其次,ISI倡导的通过国际制度团结盟友,以及美国应该为盟友做出承诺的呼吁得到了支持;最后,ISII2的战略价值得到体现,一方面与苏联激烈对抗,争夺边缘地带,另一方面挑选合适的改造对象,抓紧机会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进行重塑,同时容忍威权主义盟友的存在。
东西德不同的命运走向表明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如何争夺、塑造社会空间和推广自己所偏好的制度要素的。西德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保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之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一个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推行美国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从教育、电影、音乐、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入手来塑造德国的文化—认知模式。东德则复制了苏联的政治模式: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宣传和推广社会主义价值准则,从而建立了推广社会主义文化—认知模式的教育和宣传体系。
为了稳定战后西欧的动荡局势,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延展到了这一地区,以防止政治秩序崩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上升和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动因在于:饥饿、贫困和绝望等社会因素会使得欧洲共产党执政,而它们会按照苏联的意志行事,从而使得美国偏好的制度要素被驱逐出去。所以,马歇尔计划首先发挥的作用是心理作用,然后是物理作用,最终是战略作用,即扭转欧洲走向共产主义的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还主动加强了对西欧的文化输出,因而导致大量的美国文化产品进入西欧,其结果是推动了西欧国家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审美情趣上越来越“美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