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纪录电影参与城市治理(6)

城市化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是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化国家转变为一个全面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而人口的变化就会带来社会的变化。《乡土中国》中描述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稳定的，乡土社会里的人们依靠血缘和地缘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当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城市，他们就会经历一种失去了旧身份、但新身份还未建立的模糊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文化归属，成为了“无根者”。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稳定性消失了，但新的秩序又没有完全建立，社会的不稳定性就一下被放大了。比如影片中的王天成一家，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农村家中，但想留在武汉市又无法澄清自我认证。他们能有什么样的生存权、应该有怎样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怎样才能融入社会、怎样才能获得生存价值的保障，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城市梦”所在。
但这种“城市梦”却受到了主流“城市梦”的威胁。
所以这部影片其实把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如何把这些农村流动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如何抓住城市化的机遇塑造更多中国的新城市人、新公民？虽然影片最后是Happy Ending，但并不代表现实中会有这么多Happy Ending，而这正是影片需要大家深入思考的地方。
黄嘉莹
身体表演：悲情的英雄主义情结
新闻与传播学院19级硕士黄嘉莹从底层视角和身体语言两方面对《城市梦》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底层视角来看，王天成反复向群众诉说家庭的悲惨情况，其实是希望通过底层的悲惨境遇叙述来要求获得城市管理上的经营授权，以此寻找一种逃脱城市管理的合法性。
其次，从身体语言来看，王爹爹有一种悲情的英雄主义情结，这也反映他突出的表演型人格，比如他会冲动地摔水果、打人，那条他所摆摊的街道仿佛成为了古希腊戏剧当中的露天舞台，街边的群众就是台下围观的观众，观看着王爹爹卖力的表演。当然群众对于王爹爹行为的态度大部分都是很冷漠的，甚至有些人以看热闹的眼光来凝视他，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王爹爹是一种很悲情的角色，他就像一种权力的殉道者或者牺牲者，想以一己之力尤其是以极端暴力的自我毁灭方式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从底层抗争而言，这种身体语言对他的反抗是非常不利的。
王爹爹的身体语言抗争是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比如在城管来整治的时候他想要自杀，当他自杀的时候，他还要考虑怎样自杀才更有戏剧性、更能引起轰动、更能引起群众的同情。联系到农民工讨薪或其他一些底层的抗争行为，底层人民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只能通过极端暴力的自我毁灭方式，才能够争取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和其他上层阶级的关注，才能够争取到在媒体中被呈现的可能性，才能够推动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但是这样容易形成一种负面循环，底层人民的行为越极端越惨烈，反而越容易提高媒体报道的阈值，使得一些不够偏激、夺人眼球的事件被媒体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