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纪录电影参与城市治理(7)

王天成一家是比较幸运的，他们能够被陈为军导演所发现并被立体呈现了真实的生存困境。同时，黄嘉莹认为这部纪录片值得后续跟进拍摄，以此更好地反映中国城市化基层治理进程已经解决的和新出现的社会结构问题。
思考与讨论：王天成孙女是否算武汉人？王天成是不是被拉到底层的？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陈昱坤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就《城市梦》产生了一些联想。首先，他谈到了陈为军导演的一些纪录片作品，如《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反映的贫富差距问题、《请投我一票》影射的政府投票问题等。其次，陈昱坤就自己在武汉的求学经历谈到了武汉的城市化治理问题，政府的城市化治理构想与实际的治理举措是存在较大的时间差的。再次，他认为《城市梦》中武汉市城管的“感动式”治理行为并非常态化的，或者也有面对镜头前的表演成分。最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王天成的孙女是在很小的时候被抱到武汉的，而非武汉本地出生，那么她的户籍还可能留在河南，影片最后她就读了专科院校，那么她算不算是武汉人呢？第二，纪录片中的王天成既懂阶级斗争又了解斯大林，既识字又懂法，是否存在他是由于一些生活困境而被拉入底层的可能性？
就这两个问题，新闻与传播学院20硕士苏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针对这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向当事人考证才能得知，但是就目前的猜测推理而言，首先，王天成的孙女虽然认同自己是武汉人，但是如果户籍没有迁移到武汉的话，她很难参加武汉的高考，所以她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武汉人，而非现实情况的武汉人。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王爹爹是否是被拉到底层的？苏琦认为从王天成的学识来看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此外，苏琦还将《城市梦》与何苦导演的《最后的棒棒》联系起来，讨论了纪录片关注底层问题的意义。
同时，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张毓祺也就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她认为不能单从纪录片去推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即使王天成的孙女最后进入了专科院校，也不能因此推理她是因为不能参加高考而进入的。其次，在王天成那个时代，贫农是很可能被当作积极分子来培养的，所以他可能是受过组织教育的。最后，张毓琪联系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谈到了乡村调解员的作用，但是随着乡村的衰弱，调解员也消失了。底层贫困人群失去这种调解机制后，面对政府机关严格的管理时，只能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进行斗争。
在影评会最后，张慧瑜老师谈到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从90年代开始存在一个脉络，即所谓的地下独立纪录片，从底层、弱势者的角度来批判体制、权力。《城市梦》与原来的独立纪录片存在的较大差异之处，在于它增加了一个视角而实现双视角叙事，一面是站在底层摊贩一家，一面是站在城管一方，该纪录片就成为了展现双方各自逻辑的平台和协调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城市梦》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宣传，城管可以利用纪录片的方式改变以往的腹黑形象。
本文编辑：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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