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国际视野和权力观(7)

在很多重要的对外关系问题上，那些所谓的州权主义者们会突然转向拥护联邦权力，以确保奴隶制的维系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捍卫奴隶制，是内战前南部政治的基石。埃里克·方纳等学者对内战前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很多时候，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的确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力的有限性。但是，一旦奴隶制与州权产生冲突，他们就会立即诉诸联邦权力来保护奴隶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八五〇年联邦逃奴法。事实上，内战前最有影响力的南部奴隶主精英，从安德鲁·杰克逊到杰斐逊·戴维斯，都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分裂分子。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多年前就曾指出，约翰·卡尔霍恩并不希望南部人脱离联邦，而是期待他们控制整个国家。

1851年美国鼓励公民协助抓捕在逃奴隶的宣传单（来源：en.wikipedia.org）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大选中取胜会给南部蓄奴州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因为共和党这个旨在“消灭奴隶制”的政党获得权力，不仅意味着南部奴隶主精英失去了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更意味着他们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建立的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反而有可能成为消灭奴隶制的武器。因此，南部奴隶主精英决定脱离联邦。这一解释与著名宪政史家唐·费伦巴赫的观点也颇为类似。但是，马修·卡普指出，从国内层面来看，南部退出联邦确实是一种防御性措施，但是从国际层面来看，南部的这一选择却是一种主动性的赌博，其最大的赌注就是奴隶制。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间，主动脱离联邦的奴隶主精英们对奴隶制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南部邦联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继续生存，并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
一八六一年三月，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发表了著名的“基石演讲”，宣称南部邦联的基石是奴隶制和白人种族至上。这一南部邦联“立国原则”的意识形态基石则是对奴隶制的国际化解释。“种族等级和强制劳动将被全体的文明和启蒙世界所接受。”
马修·卡普的这一发现，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修正主义学派对内战起源的诸多解释，比如捍卫南部的州权、抵御北部工业资本对弱小的南部的侵犯、无能政客的角色失误等等，均是站不住脚的。南部奴隶主精英之所以选择退出联邦，根本上是为了确保奴隶制的安全，而物质主义和权力至上的世界观，则赋予了他们走出这一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