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十四天》：无数人生的困境，被这短短的时间数字提前引爆(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与人类，当然也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它不仅对作家的世界观、创作观和文学生产造成极大冲击，更直接影响了作家的题材选择和素材抓取。作为一位长期关注现实的作家，原籍湖北的她，当然不会对2020年春的这场疫情无动于衷。和其他作家不同，《十四天》虽与疫情密切相关，但作家关心的重点依然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姚鄂梅没有正面写抗击疫情，而是把视线收缩，展现两个大家庭因意外遭逢疫情，共处一室的隔离生活。小说采用一种社会截面的写法，以“天”为单元，除第一节“引子”交代背景，第二节“入住”写亲家一家人的到来外，剩余十四节就是十四天，不回避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用原生态写法呈现疫情下家庭生活的侧面。辩证地看，选择家庭作为叙述的场域和重心，并非刻意回避宏大叙事和对社会面的立体展现，而是对更普遍的生活现实做出描摹和反应——毕竟，疫情下绝大多数人并非直接参与到医疗和社会运行保障中，更多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通过“宅家抗疫”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那么，这种居家隔离期的故事如何取得“文学性”，而不被现实的泡沫所淹没，以至于变成流水账式的叙事和日复一日的重复？姚鄂梅的策略是将时空高度浓缩，让不同大家庭中的成员短兵相接，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审美距离”，剥除“看上去很美”的面纱，洞察和谐的家庭关系中“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小说借以讨论，在长时段的集中密切接触中，亲戚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否能够经得起审视？

《十四天》中，宜都人刘玉成和妻子秀芝育有二子一女——刘子建、刘子书和刘子夏。子建正在读博士，从小学习好，有点“书呆子气”；子书留在老家工作，是个常见的老好人；女儿子夏思想前卫，性格泼辣，不是个省油的灯。故事发生在2020年春节前后，叙述的逻辑起点是刘玉成为了扳回子建和圆圆婚礼上损失的面子，请武汉的亲家一家六口来家里刚落成不久的三层小楼过年。婚礼在武汉办得有排场，圆圆父母的气质和见识让刘玉成感到自卑。虽然要招待一大家子人，刘玉成也一点不含糊。果然，当看到刘家的新居，车里的吴家人惊叫起来：“哇！土豪啊！门口还有罗马柱哎！蓝色的琉璃屋顶，白色的墙，小清新啊！希腊风格！把这房子移到武汉去，该是多么让人嫉妒啊。”但吴家人的提前到来，可谓疑点重重。在宜都宣布居家隔离的政策后，刘家人似乎明白了亲家可能是提前得到消息，从武汉连夜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