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苏轼一生的乌台诗案，都给他安了什么罪？(6)

罪行三和罪行四看似处罚的是同一种行为，都是谤讪朝廷及中外臣僚，稍有不同的就是罪行四处罚的情况包括诗文的刊布流行，而苏轼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的风行，正是整个乌台诗案爆发的导火索。
当时的笔记小说记载，苏轼刚下狱，友人张方平想要上疏为其呼请，其所在的南京地方官员不敢替他上疏，所以张方平命自己的儿子张恕去开封登闻鼓院击鼓鸣冤。张恕胆小，徘徊很久不敢前去击鼓。后来苏轼出狱，见到张方平上疏的副本，连连吐舌，有人问他原因，苏轼不肯回答。后来苏辙也看到了张方平上疏的副本，解释这次苏轼能得赦免，是得张恕不敢替父亲上疏之力。苏轼得罪，正是因为其名气太大，与朝廷争胜，张疏中称苏轼“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如果成功呈到御前，就是火上浇油，会激怒神宗的。
罪行三、四都是比附律和敕定罪，对比之前御史的责难，会发现其所比附的，可能就是“指斥乘舆”中不属于“大不恭”的两种定刑，即如果只是议论政事有所偏颇并且语涉皇帝的话，应当上奏皇帝进行判决。如果“非切害”，情节不严重，没有涉及皇帝，则只需要判徒二年。苏轼因为文名太高，诗文风行全国，所以他在诗文中对朝政表达不满，所引起的传播效果是惊人的，最后定案也是上请神宗来裁决的。

宋承唐制，数罪并罚时是按照从一重的规则来处罚，也就是按第四项徒二年，但鉴于情节严重，所以奏请皇上定夺，而神宗其实排斥了在徒二年之外再对情节严重的进行加刑，实际判罚的结果就是徒二年，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年）游览泗州城犯禁时自嘲这一生开口便是罪过，没有下于徒二年的。
在刑罚执行的时候，也还是继承唐代制度，宋代对于官员有特别的以官抵刑的制度，规定官员犯私罪的时候，五品以上官，一官可以抵徒二年，九品以下官的，一官可以抵徒一年。此处的私罪与公罪相对，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为谋求自身私利而违法，或做出与职务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而公罪则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过失而非追求私利，客观上做出的行为。
苏轼的罪行在确定时便是私罪，其所居是从六品知州，所以适用官当的第二种情形，一官当徒一年。这种抵罪由其任官来抵，也可以由其在馆阁所任之职来抵，于是苏轼的徒二年都被抵掉了，应该受“勒停”的处罚，也就是撤销职务，不过这些处罚措施及处罚力度最终都要由皇帝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