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苏轼一生的乌台诗案，都给他安了什么罪？(7)

神宗在最后裁决刑罚的执行时，不仅没有让苏轼适用情节严重的加刑，还同意其适用熙宁四年（1071年）到元丰三年（1080年）历次所颁布的赦书，最后直接对其予以赦免，授予其黄州团练副使的职位，只是不得签书公事，可谓十分宽大了。
据说苏轼刚到任黄州，就因为之前知徐州时没有察觉“妖贼”作乱的事情再度被调查，没多久神宗下旨宽免他，苏轼再度上表，表中有“无官可削，抚己知危”的说法。神宗看到后不禁笑着说：“这人怕被打板子呀。”

笔记小说在附会神宗之所以对这一案件宽大处理时，除了提到《狱中寄子由》打动了神宗，也记录了其祖母曹太后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曹太后发现神宗闷闷不乐，问起来才知道苏轼诽谤朝政。曹太后很吃惊，问是否是苏轼、苏辙两兄弟，神宗也吃惊曹太后居然听说过兄弟俩。于是曹太后给神宗讲了她的丈夫、神宗的祖父在科举取中苏轼、苏辙两兄弟之后，曾经欣喜地回宫告诉曹太后：“我为子孙取中了两个宰相。”神宗也为之感动，因此有了宽贷苏轼的想法。
苏轼因为文名太盛而招致牢狱之灾，有了“乌台诗案”。但也正是因为其文艺方面的天才，使得后世的御史台官员在南渡之时也要将御史台留存的保留苏轼真迹的《乌台诗案》随身携带，最后才能流传后世参见，为宋代诏狱的发起、审理、判决保留了一份最详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