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苏轼一生的乌台诗案，都给他安了什么罪？(4)

皇帝的使者到达之日，苏轼认为难逃罪责，不能穿朝服见使者，但祖通判劝他既然不知道罪名，还是应该穿朝服见，苏轼听从了他的劝告。随行监督拘捕的宦官皇甫遵久久看着苏轼不说话，又加剧了他的惊恐，于是苏轼请求宽限自己一点儿时间，好在死前与家人诀别。使者这才开口表示不至于如此，开示所奉御史台牒文，不过是传唤其进京问询，一行人等于是启程。路过太湖的时候苏轼一度想要轻生，但又想到自己若死了弟弟肯定不会独活，所以也放弃了。
苏轼到京师后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八月十八日被提讯，十月十八日神宗令御史台将审理的情况报奏，三日后批复，并下令对涉案的张方平等曾经收到苏轼讥讽朝政诗文却没有上报的官员待苏轼案审讯后再行处理，并将苏轼一案发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再次审问，并没有翻案。
宋代实行“鞫谳分司”的独有司法制度，即将司法中案件审理和检法驳正两个环节分为两个独立程序，分属两个机构，由两组官吏来进行。苏轼一案属于需要皇帝下诏审理、定案的诏狱，现在审讯已由御史台完成，接下来就交由大理寺来检法量刑。宋初设立审刑院，重大案件在大理寺论定之后，再由刑部复核、审刑院复议无误，最后报请皇帝定夺，再交由中书省颁下执行，这既是为了慎重刑狱，也是为了分权宰相。苏轼一案也经历了这一完整的程序。

苏轼在御史台被多次提讯，他在八月二十日招认除了前引《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的招供都坚称自己没有写作“讥讽嘲咏”的文字，三十日他却招供“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
三十日的“再勘方招”，或许正是他的《狱中寄子由》小序中自白的“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以及同时下诏狱的苏颂所作诗里所言“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可闻”，种种曲折文字隐约透露出的他曾遭受刑讯的结果。
吴兴是湖州的古称，所以被“诟辱通宵”的指的就是湖州知州苏轼了。宋承唐制，对刑讯有了进一步的限制，比如刑讯中途不得换人，再比如对挟私报复故意刑打人至死的要科以故杀罪，但是“诸应、议、请、减……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针对七品以上官员不予刑讯的保护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实施。苏轼作为从六品的知州，也可能受到了刑讯，从而改变了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