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贺：《钢的琴》：东北工业故事中的迭代、挣扎与追忆

东北工业故事中的迭代、挣扎与追忆——电影《钢的琴》影评
作者丨孙佳贺
围绕“东北”这一地理名词的文艺叙事，通常有三种方向。第一，“黑土地”的叙事，即针对农业文化的叙事，这种叙事模式在世纪之交以赵本山为首的二人转演员为代表，衬照出东北形象的两个侧面：既折射出对于肥沃土地和乡土人情的赞美，也映射出对于一个落后于现代化进程的“他者”的凝视乃至嘲讽；第二，“匪”文化的叙事，这种在“闯关东”时期积攒在东北人民性格当中的所谓“匪气”，在现代演化为了对东北人豪放仗义性格形象的刻画，和对东北“人情社会”中经济失序和政治腐败的批判；第三种叙事也是在现在常常被遮蔽和被忽略的叙事，即“工业文化”的叙事，东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和国长子”的形象似乎已经被浩浩汤汤的改革浪潮抛在了历史的深处，成为躲藏进老一代工人记忆深处的一片钢铁废墟。而张猛的电影《钢的琴》则将这一片废墟从时代记忆的深处扯出来，还原为在彩色胶片上一帧一帧徐徐展开的历史图景，吟唱着时代变革中每一个个体的欢笑、泪水与美，也让我们得以回望工人阶级在变动中找寻主体性与尊严的挣扎时刻。

《钢的琴》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时代变革中的父子故事与阶级确证
《钢的琴》文本细读
《钢的琴》电影从一个葬礼中拉开了时代的序幕。在两个巨大的烟囱下面，工人们吹奏着《三套车》送别去世的老人，家属却想让老人步伐欢快的离开，于是送葬的哀乐被改成了降B调的《步步高》，“那啥，叫老人加快步伐吧”“走那么快去哪啊？”“你管他去哪呢”。工人乐队的管弦乐、表演喷火和头砸啤酒瓶的小孩、摆满花圈的灵堂和工业废墟之上的两根烟囱，意象的叠加构成了一幅有些割裂感的拼贴画，也构成了对那个社会转型期时代之割裂与迷惘的暗喻。东北的工业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一声令下当中被迫经历了不知未来的转型，镶嵌在集体主义系统中劳动、生活的工人阶级被剥离和拆解成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体，抛进不知去向的时代浪潮当中。
《钢的琴》表面上讲的是陈桂林父女两代人的故事，其实内嵌的是东北集体主义工业社会尾声时期的三代人的故事：汪工、陈桂林父亲等所代表的集体主义时期的工厂老工人、陈桂林一代所代表的改革开放“下岗潮”中的工人、和少年安昌业、女儿小元等所代表的东北老工业衰颓后的年轻一辈。这也让影片并不局限于对东北工业辉煌残影的浪漫追忆，也不局限于对改革浪潮中无法取得自主性的个体命运的慨叹，同时也加入了对东北工业文化成为历史遗迹后的“新东北”命运与方向的思考。对于老一辈工人，影片用陈桂林父亲的一场葬礼暗示了他们的命运，不论东北工业是否能够为我们留下遗产和历史的印痕，老工人们的时代都已经在变动不居的改革中丧失了其历史必然性，成为不可复制重现的记忆。影片中墙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墙画，似乎已经残忍地将长辈们封印在了“前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