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共同体概念及当代意义(5)

家的变化，与国之间的战争需要编户齐民有关，以此来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郡县制最早出现于春秋时的楚，在战国时期被各国借鉴普及，国与家就此结合，成为新形态的共同体。经春秋战国与秦汉之变，封建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治上的贵族共同体演变为官僚共同体，它们与大量宗谱、族谱中体现的同族共同体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
在中国式共同体概念中，存在以“群”来区分不同人的认识。据刘向编定的《战国策·齐策》记载，《周易·系辞上》中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所谓“人以群分”，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这可以被视为对人类共同体的最简洁概括。
中华文明中诸多伦理规则和制度设计，都源自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共同体实践，并在从血缘共同体发展成为超大型国家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史。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共同体”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仅仅是人们的“想象共同体”。要形成民族，不仅要有扩大合作范围的想象，更需要人们扩展自己的社会实践范围，民族的形成是人们所进行物质生产合作过程和精神交流的长期互动的结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与延续，正是中华共同体精神与实践相结合的展现。与想象、认同等精神现象相比，人们之间的互动实践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而想象和认同等精神纽带，也需要在人们的合作之中才能逐渐浮现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