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共同体概念及当代意义(3)

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指出组成人类共同体的不同要素和方式的差异。

实际上，作为一类集体性的生物，组建共同体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依靠这种组织化能力形成的合作，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登上了生物链的顶端。作为生命个体，人有“自私的基因”；作为群体生物，人也存在着有利于种群延续的利他性基因。在群体性的生存过程中，人们通过生存竞争的经验和文明教化，平衡利己与利他集于一身的矛盾，维持人们之间的合作。由此产生的人类组织，能够创造出高于个体的生存能力。这是人类延续至今、并占据自然界高位的秘籍。
由于地理的隔绝和技术限制，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人类的共在与共生。因此，对人类共同体，人人可以想象、阐述，却无法说清楚，也难以说服他人。更关键的是，人类通过组织化方式完成生存竞争的同时，也与其他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一点在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的“匮乏时代”尤为突出。匮乏产生封闭，决定“口粮”分配的关键是区分“你”“我”，这是最基础的生存竞争。富足倾向开放，有余粮是形成专业分工、建设市镇、养活工匠和劳心者的前提。随着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人们合作的范围总在扩展，把外部竞争转变为内部消化，有利于避免生死存亡的对抗，可以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这是推动新的更大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
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上，人类历史性地告别“匮乏”进入“富足”时代。物质基础决定人类有条件实现共同生存，不必因生存竞争导致相互杀戮，可以合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体系。这为人们真正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可问题在于，从漫长匮乏时代中形成的利己基因很难清除，有谁能改变葛朗台的贪婪？占有更多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财富意识，也许只能通过代际的不断更迭才能改变。也就是只有通过一代新人的合作，才能形成新时代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