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共同体概念及当代意义(2)

波普兰（D. E. Poplin）将“共同体”（community）定义为社区、社群以及在行动上、思想上遵照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聚合在一起的团体。中国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受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和研究需要，把“共同体”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以社区对应community，强化了共同体的地理属性，而不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属性。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与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个成员的心中”。因此在他看来，只有靠面对面接触产生的原始村落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交流的一切更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产物。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和交往的纽带已经不再受到传统的血缘和地域的局限，社区的共同体色彩逐渐淡化，社区也不再是共同体的代名词。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以及《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一种“脱域的共同体”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disembde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意义的共同体逐步式微，而超出传统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的当代共同体概念日渐兴起。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指出，“共同体”一词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十年来一样不加区别地、空泛地得到使用。
目前，关于共同体的学术争论仍然没有定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那些成员因为家族、地域、志趣等自然因素而结合，以满足成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组织都可以视为是“共同体”。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共同体组织的极端典型是民族国家；而“功能体”组织则是指为了达成外在目的而形成的如企业和军队的组织。另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共同体”有别于社会、社区、组织等其他社会结构。共同体组织一定具有自己的共同目标，具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可以称作利益共同体，它是形成组织的基础，但共同目标只是形成组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学者给“共同体”作了描述性的定义：“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共同体只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