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本山到双雪涛，东北书写与文艺复兴浪潮(3)

1997年的《红高粱模特队》则用赞美代替了揭露，主角是一群因为劳动而充满自豪感的具有主体性的农民，他们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模特教练的“现代知识”。
可以看出，一开始赵本山并不清楚应该用哪一种谱系来言说农民，犀利揭露与纯粹赞美皆有。从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开始，赵本山开始融入改开以来的主流价值观和历史观，描述农民通过奋斗“住上了二层小楼”的幸福故事。
此后的《钟点工》《送水工》《火炬手》《不差钱》《捐助》基本延续了“农民进城”框架，也可以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模式。来自黑土地的农民不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是被观看者和被鉴赏者，成为“文明-落后”对立中落后的一方。
这些小品把通常我们认为是“农民特性”的东西，比如木讷、抠门、死爱面子、小农意识渲染得淋漓尽致。观众席上响亮而频繁的笑声以及随后的获奖，确证了这种东北书写的正确性。

由此，赵本山找到了最妥当的“农民”和最有传播度的“书写”。农民的趣味受到赞赏和怂恿，知识分子则热衷用小品中机智的俏皮话来解构主流话语，市民们也有了嘲笑捉弄的对象。赵本山影视系列，也在喝彩声中把《乡爱》拍到了第13部。
赵氏的东北书写，既是主流意志塑造的结果，也是东北在经济转型期自我言说的无力感造成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沉入无声的集体命运，他们的所有滑稽笑点似乎都是作为城市化的映衬，用以验证“现代化”的合理性与迫切性。
双雪涛：艳粉街的工人隐痛
双雪涛谈《平原上的摩西》创作初衷时说：“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几个大工厂，很少人去写。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