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今怀昔，重建心中的城——袁凌《记忆之城》评析(4)

底层生活的艰难不断体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50多岁的晚报发行员，在卖了一上午的报纸之后，坐在阶梯上静静地死去；背着冰箱的棒棒，一步步爬上六楼，背部深刻的勒痕像是受了某种鞭刑；俯伏于机器的工人们，穿着白色的床单式的服装，在千万锭棉纱纺锤间像一些白色的虫子……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重复地发生在鱼城看不见的角落，苦难背后是冲不破的阶层和无法挣脱的命运，底层平凡人的生活与城市网红化的一面割裂开来，让我们无数次目睹生命在各种重压之下的扭曲与变形。
从《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到《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对普通人生活现状的关怀是袁凌近些年的非虚构作品一直关注的主题。虽然小说大多着眼于普通人，但这些普通的，挣扎生存的底层人，并没有被简单粗暴地标签化为一个完全愚昧、落后的群体。他们呈现出的生活面貌往往是更加真实的，因为他们才是大多数，他们不会为自己发声，因此更加需要人们向下投射的目光。他们的努力、不屈承担住了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重量，也因此能够反映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袁凌笔下没有绝对的焦点人物，他关心着尽可能多的人，每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既有共通的联系，又有独立的价值。他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亦或是出于公益的目的进行呼吁，他冷静地观察，平和地讲述，作为一个传达者而不是俯视者，让一个个普通生命平等地矗立在一座城市发展的时代长河之中。
知识分子的自我寻觅
这种平视的角度也许不仅仅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关怀，更是源于主人公曾经历过相似的困苦所生发出来的悲悯和共鸣。主人公在鱼城的工作经历称不上愉快顺遂。人到中年，婚姻告急，欲望得不到填补，怀揣着新闻理想却做着一个似乎并不比采访对象高尚多少的跑街记者，完成着一个又一个豆腐块新闻的工作指标。他回忆着生活中的插曲，语言戏谑却又体现着生活的窘促与无奈。嚣张的小偷，在他的家中分文未盗，却用拉屎的方式来示威；自己写下的文字不能自己做主，除了要接受上面的审查，印刷厂的校对女人，也要逼着他将“国民政府”改成“国民党政府”，将“脑满肠肥”改成“满脑肥肠”；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又使他不得不暂停工作，多年后仍有阴影。
小芹的自杀死亡是主人公重回鱼城的契机，他在与故人的会面中，在昔日常活动的地界里，重新寻觅着自己从前的生活痕迹，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但不论是已故的朋友沈文明，还是伴游的陈天，亦或是他自己，都仍然和从前一样深陷困顿，对现状和未来感到迷茫。主人公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在寻觅自己的定位与价值。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心中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时不时地冒头，比如陈天想要照顾和赡养那位与房间里的骨头共同生活的老太太，主人公去采访蒙冤的傅玉强，遭遇侵犯后投案无门濒临死亡的红萍……但是他们这些有棱角的一面只是偶尔闪现，更多的时候他们保持着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麻木与无可奈何。譬如主人公面对向他寻求帮助的李素琴，内心反复纠结和郁闷后选择婉拒；陈天本想为打成“右派”的教师夫妇写一篇稿子，却因为自己的懒散错失了时机。而在感情生活中，他们也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