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爱情观是建立在真诚相爱，双向奔赴基础上的(4)

战国末年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贵族没落，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大碰撞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各个学派不断涌现，各种思想潮流交汇，其中理性精神高涨，屈原在这一历史洪流之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他也受到了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国语·楚语》记载，楚国的大臣在朝议事经常援引儒家《诗》《书》中的话，《孟子·尽心上》提到陈良虽然是楚国人，但是他曾经主动北上中原学习孔儒之道。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也提到屈原熟悉外交辞令，曾经出使过齐国，有机会接触中原的文化。可见南北方交流密切，北方以礼乐，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向南方蔓延。宗法制度对于爱情婚姻，夫妇关系有着明确的理性规范。

如“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男女是不能私下自由结合的，屈原在《天问》中对圣人婚姻生活的批判很明显是受到了北方理性文化的影响，屈原认为这种放纵欲望，丧失理性的不伦之恋不符合社会规范，是不道德的表现。总之，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对爱情婚姻完全不同的笔调，是因为屈原受到了楚地原始巫祭文化和中原礼乐文化的双重影响，他既根植于楚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土壤，又受到北方理性思想的冲击，才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

结语

《九歌》中诗人对爱情的描写是抒情的，是充满感性色彩的，以夸张的浪漫主义激情渲染一种自由的恋爱氛围，带有很强的随意性，人与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自由的相会、恋爱，诗中洋溢着迷离、狂热、恍惚的气氛。诗人没有考虑到更多的道德伦理问题，在这里没有世俗的眼光，爱情是一种游离在社会规范之外的纯粹的感情。在《天问》中，屈原反而将夫妻关系置于社会伦理规范之中加以审视，爱情嫁娶受到了礼法的约束，是理性精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