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疫苗之王！(5)

昆明时期的中央防疫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博士，在考查完防疫处后，写道：
尽管缺乏自来水，他们的工厂仍保持高标准的洁净。在培养装瓶和检验部门还有一个效率极高的系统。……在好几个月里，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
就是这样极度简陋的环境，防疫处坚持生产了抗战急需的伤寒、天花、白喉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等一大批生物制品。
反观今天拥有优良生产条件却作死的“长生们”，的确让人汗颜。
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厂，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
战乱年代，青霉素的量产不知救活多少国军，而得益于有运输大队长之称的总裁，共军也沾了光。
昆明时期的中央防疫处和隔壁西南联大一样，民国的大师们集中于此，群星闪耀。
解放后，卫生部在中央防疫处和西北防疫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了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沃森生物（300142）便源自昆明所。
建国初期，整个中国正在涤荡旧社会的污垢，首要问题便是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
根据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中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曾经的教员为此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
在建国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
使城乡卫生工作面貌和群众的健康水平，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疫苗事业，进入了新时期，而这份事业，归根结底是从中央防疫处开枝散叶而来。
也就是说，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疫苗行业攒下了不少老本，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相比其他依赖技术积累的领域，诸如发动机、半导体比起来，与西方的差距没那么大。
随着改革开放大幕徐启，国家调整了对医疗事业的管理方式。
七大生物所里培养的人才开始走向市场，资本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国疫苗行业如今的模样，疫苗创新大时代开启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