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日——来自全球的抗疫日记（上）(3)

Joshua Hunt
2020年3月22日
韩国釜山——
大约在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被一阵来自手机的嗡嗡噪声和振动吵醒，对于曾在日本做过几年外国记者的我而言，这独特而熟悉的噪音让我想起了日本的地震警报。但这一次，这些嗡嗡声指代着另一种灾难：新的病毒感染病例。
第一例确诊令人苦恼，但几天后，零星的几次警报却几乎使人安心：那断断续续的声响仿佛是与病毒持续的、破坏性的节奏割离开来的；要知道，在当时这病毒已经在中国感染了五万余人。我当时想，如果这嗡嗡声代表了什么，那就是新冠病毒并没有对韩国造成什么巨大影响。
然后，在2月18日，这些间歇性警报开始像发怒般持续响起。在釜山以北的大邱市，新天地教堂的一名成员检测呈阳性。她在教堂和自助餐厅感染了数十个人，而这些人随后又感染了数百人，这数百人又相继感染了数千人。短短几天之内，关于新冠肺炎的警报开始频繁袭来，以至于警报的噪音逐渐淡化成为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就像夏天的蝉鸣一样。
我很快禁用了手机上的紧急提示，但那时城市本身都已充满了警告。杂货店入口处的告示警告着购物者，几天前曾有感染者光顾过本店；同时，在那天出入过本商店的人应该自觉去接受检查。很少有人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出门。除了药房和杂货店，大多数商店都处于关门状态。
当我冒险去附近的一家餐馆点外卖时，我将现金塞过透明塑料薄板上的一个小孔去付钱，这块塑料薄板从天花板垂到地板上。之后，我用餐馆入口处桌子上的消毒剂洗了洗手，在马上到家前，我又用大楼电梯中的消毒剂清洗了双手。
在政府没有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这种对正常生活的颠覆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政府没有实施宵禁或封锁，而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人们的害怕情绪。除了恐惧和惊慌，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许多人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信息。
韩国政府从2003年，致命的SARS病毒爆发期间吸取了很多教训，对新冠在大邱的蔓延情况进行了迅速调查。随后，政府对病毒进行了大量测试，确保调查人员可以迅速识别并隔离受感染的人，并对曾与调查人员接触的人员逐个筛查。政府没有告诉公众该担心些什么，那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无助和自满，而是提供了稳定的数据流，并告诉公众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
几周前，当我离开韩国去东京工作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好转，以至于我对于离开韩国前往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但是由于我不得不前往日本处理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登机前重新打开了手机上的紧急警报。到目前为止，日本似乎已经渡过了病毒的危险期，但是在缺乏广泛测试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日本的疫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熟悉的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