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日——来自全球的抗疫日记（上）(5)

我应该怎么办？我步行至Asheten St. Mariam，一座竖立在海拔13000英尺的悬崖上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教堂比黑死病（Black Death）还老，比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大屠杀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还要早。我想到大流行病如何将我们的愿望和恐惧暴露出来。我想到了人类冲突的整个历史，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可怕和未知的事物。我在思考如何回家，但是“回家”这个概念一时间鬼魅得让人目眩。
Lauren Groff
2020年3月21日
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
这是我们在佛罗里达州自我隔离的第七天。这个通常挤满了骑车的或飞奔着的孩子们的老社区，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寂静。从充满花粉的门廊上，我们向正在人行道上遛狗的邻居问好；我们隔着“人行道到门廊”的安全距离，高声谈论着灾难，大流行，卫生纸和股票市场。这城镇中的人们大多隶属于佛罗里达大学，他们采取了几乎激进的预防措施；但我们从仍外出工作的人们那里得知，城里的其他地区几乎与往常无异。
我发现我必须在一大早跑步，以避开一群聚集在公园的草地上晒日光浴的年轻人。我不是他们的母亲，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大喊大叫，告诉他们保护好自己。同时，我为自己感到同情。我们对聚集起来并持续升温的事态感到恐惧，大约一周之内，事态随时可能爆发。我们将会被迫“夏眠”，用窗户的挡板遮蔽阳光，过着阴暗的日子。只有在凉爽的时候，清晨或日落之后，我们才可能外出。大流行性幽闭恐惧症即将到来。
我是一名闭门造车，没有其他工作的作家，隔离对我来说这一次是令人不安的强制性“社交”。为说服我住在佛罗里达州，我丈夫所做的让步之一，是同意我可以在早上直接去上班，而无需照顾我的孩子。现在，孩子们已经不再去学校，而我则每天忙着给他们找到事干。我一直主持着一个邻里孩子间的日常写作研讨会，让我感到震惊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们可以轻松地搞懂那些连研究生都难以理解的想法，。
每天早上醒来后，我都会收到来自我心爱的作家们的邮件，每人轮流发送自己录制的诗歌，来保持士气。不同的朋友群每天都有在线鸡尾酒会。我正在和两位杰出的小说家在读书俱乐部里一起阅读堂吉柯德。以往，在我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前，我的一天都很漫长，但是现在，我的日子因为充斥着与其他人的交流而变得充实。也许我因为担心损失而“过度社交”了。
有些人只能根据眼前的事物发挥想象力，他们盯着人满为患的酒吧和公园作出美好的幻想，我将此归咎于愚蠢的经验主义。我的想象力则恰恰相反。我担心我看不见的一切。我担心还未到来的苦难，人们缺少钱和食物或因肺部的积液而受苦，卫生工作者们可能因为在工作时被感染而死去。我担心被右翼有意削弱了的联邦政府不仅不足以帮助其人民，还会成为人们获得帮助的阻碍。我担心我们无法充分地惩罚右翼。我担心我离开家后会开始给他人传播病毒。我担心这次的恐惧会对我的孩子们，连同他们的想象力和灵魂造成不可逆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