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女而言，婚姻制度意味着不同的未来(6)

也正因此才导致了婚姻中许多女性的双重压力，即一方面她们进入职场工作，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劳动却依旧属于她。一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借此抨击性别平权或鼓动女性重返家庭，但问题的重点截然相反，应该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对于婚姻制度的进一步修改来保障平权运动所希望和已获得的权益。就像20世纪初当鲁迅讨论娜拉出走后会变得如何一样，问题不在于这些出走的娜拉，问题在于社会和政府是否能够为这些追求自主和实现自我的生活者们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环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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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种更好的亲密关系
关于爱情——或说是自主选择的——婚姻其实在悄无声息地掩盖着这些矛盾和冲突，而只把自身装扮成某种属于两个个体之间的温情归宿与港口。在现代中国关于女性解放、爱情和婚姻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一个十分吊诡的状况，即伴随着那些意识觉醒的年轻人开始通过追求爱情来表现或实践自身的自主和个体性时，他们往往在其推波助澜下进入一段看似已经被改造过的——从曾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如今的两情相悦、自我选择——婚姻，但最终的结局似乎莫比乌斯带般却还是未能脱离她们一开始所期望抗争或是逃离的状况。即她们最终不过是从“父之家”走入了“夫之家”，而区别于前者的压迫是明显且可见的，后者则在由“爱情 自主选择”的面具伪装下变得更加难以察觉，现代规训由此成型。
除此之外，当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启发下进一步讨论性/别与婚姻制度时（《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笔记》），她指出后者同时也是对“以性的正常与规范为准则区分等级”的“性阶层”（sexual hierarchy）的重要再生产场所。这一点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的研究遥相呼应。在西方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中，唯有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性才是自然的、合法且值得提倡的，除此之外所有性行为都遭到污名、排斥和惩罚；与此同时，以异性夫妻情欲作为典型的现代性科学也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性异常”和病态类别，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对于性少数的病理化和非正常化叙事与建构。朱迪斯·巴特勒在其经典的《性别麻烦》中，通过对列维-施特劳斯和盖尔·鲁宾等人理论的讨论中发现，人类社会亲属结构中除了乱伦禁忌和外婚制这两个重要元素外，对同性情欲的禁止同样、甚至是更为初始的禁忌。
因为只有如此，异性情欲才能得以实现，为了生育和繁衍而建构的异性婚姻制度才能在其上拔地而起。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同性情欲是异性情欲一个因始终未能被正式哀悼而遗留在其中的忧郁（melancho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