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新加坡，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2)

日本人宣称，他们的政策是在从前的殖民地恢复种族间的平等。投降后的第五天，山下奉文向昭南的民众许诺：“我们扫荡了那些英国人造成的蔑视民众、缺乏公义的因素，并以互相扶助的心态与所有受这些制度所苦的人民分享过往的伤痛和如今的喜悦。”他还宣称，日本的意图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将遵循寰宇大道，实现公正的新秩序，让各个民族和个体都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各得其所。”
日方谴责了英国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敦促亚洲人民以“八纮一宇”（意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兄弟精神团结起来，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语言。新加坡陷落十天后，《昭南时报》宣称：“引领300万马来民众投入到大东亚圣战中，并在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和领袖大日本帝国的庇护下，引导他们遵从日本的军事统治，这是我们伟大的责任和荣光。”
两个月后，这份报纸又再次强调：“日本不仅希望，而且坚持要在它影响力所及的所有领土上实现民族间的和谐······马来亚旧的管理体制，细致地强化了优待某些人而镇压其他人的政策，这只能让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命运中。”然而，在这些文字发表之时，日本人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已经全然败坏了他们最初曾得到过的赞赏、敬畏和尊重之情。

日本人还强调：“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要破除由傲慢而狡黠的英国人留下的各种陈规陋习，并携手并肩·····推动以强调德性和精神修养原则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大业。”要清楚英国统治留下的各种外在形式并不难，不过日本人还是需要在本国人才尚未到达前的作为过渡期的那几个月里，保留和借用一批英国医生、护士、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人才。这些人被拘押在麦士威路的海关大楼里。
日据时期的头12个月，新加坡的主教通过假释得以继续住在城中，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圣安德烈大教堂的黑特神父也获准离开拘押营，到医院里走访信仰基督教的病人。在整个日据时期，新加坡植物园的园长、其助手，以及渔业总监都被拘禁在植物园和博物馆内。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个生物学爱好者，还是伦敦林奈学会的会员，因此，他下令日军所占领土上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收藏品都必须得到保留。新加坡投降后不久，田中馆秀三教授即从西贡来到这里，旨在保护莱佛士博物馆里的地理学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