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新加坡，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4)

白思华要军队继续正常操练，这让士兵们很不满，但因为这些举措，不到两个月，秩序和纪律有所恢复。日本人会调若干队俘虏出去工作，到1942年4月时，有8000多人在外劳作：在武吉知马修建神社和战争纪念碑，维修船坞，以及从船上卸货等。这样的劳作机会很受欢迎，因为它们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还有机会用物品交换或偷偷拿一些供养品，尤其是所卸货物是食品时。此外，他们还能因此得到一点工资，虽然每天不过10分钱。

1942年8月，日方加紧了安全监管措施。400名身份较高的平民囚犯和战俘，包括白思华和珊顿·托马斯，被转往台湾。此后，日方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营地管理机构，由福荣少将负责。1942年9月，总数达1.5万多人的战俘被集中到史拉兰广场上，日方要求他们每人签署一份保证不逃跑的承诺书，但战俘们拒不合作。日方因此让他们滞留在广场上长达三天，不提供食物和任何遮风挡而的设施。
最终，在日本人公开处决了四名抓回来的逃跑者后，战俘队中的军官们命令各自的下属在承诺书上签了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并没有打击战俘队伍的士气，相反，事实上还加强了他们的团结，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在之前的操练和种种磨难中，他们已经学会了遵守纪律、积累资源和自力更生，并逐渐形成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战俘们开辟园地种植蔬菜，养鸡，在营地里开办小作坊生产肥皂、纸张、牙粉、扫帚和厨房用具等物品。
到1943年初，营地里还建起了一所“大学”，拥有120名教师和2000多名学生，另外还有一个剧团，一份营地内的期刊和一个水平还不错的澳大利亚交响乐团给战俘们提供娱乐。起初，日方准许囚犯们获取、阅读《昭南时报》，后来又横加禁止。尽管如此，囚犯们仍然借助秘密藏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利用这些装置，他们能听到来自伦敦、新德里和美国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