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被日本占领的新加坡，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3)

快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日本科学委员会任命羽根田弥太博士担任昭南植物园的园长，郡场宽教授为昭南博物馆的馆长。德川侯爵对马来亚了解颇深，而且与柔佛苏丹易卜拉欣的私交甚好，因此作为日本昭南政府的军政顾问来到这里，还被任命为植物园和博物馆的总负责人。侯勝本人是一名植物学家，曾于1929年率日本代表团参加在爪哇举行的太平洋科学会议，还曾走访马来半岛、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等地。

被拘押的英国科学家与负责看管他们的这些著名日本学人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合作无间，这招来了其他被拘押者的不少痛骂悲叹声和指责声，但这却意味着战前收藏的那些书籍、档案和科学文献都得以避免被毁的命运，而且即使在战争年月里，这里的科学研究工作仍然卓有成效地进行着。
这项积极的成就在总体而言具有破坏性的日本战时统治环境中，是一个多少能弥补些许其罪过的例外。在德川侯爵强有力而慷慨的保护下，植物园内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挺舒适惬意，这与其他囚犯那物资匮乏且深受暴力折磨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士道的准则认为士兵投降是不名誉的行为，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批准并加入保障战俘应受到人道主义待遇的1929年《日内瓦公约》。
因此，日本人对战俘施加各种残酷折磨、严刑逼供，一人犯错就整群惩罚，还处决逃跑者，对此他们毫不手软。从理论上讲，被拘押的平民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但实际上，樟宜的战俘营和平民拘押营中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多大差别。

起初，被囚的欧洲人是自行管理组织的，因为日方人手不足，而且战俘们可以在新加坡岛的东端一带相当自由地活动。在这最初的几个月里，俘虏们重新审视整场战役里发生的种种灾难，开始怪罪他们的领导人，整个群体四分五裂，相互指责。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指挥官和其他军人之间都充斥着对彼此的怨恨不满情绪。监狱医院里的条件非常糟糕。有好几个星期，里面挤入了2000多个病人，到1942年秋天，这些病人已经有四分之一死去，被埋在了樟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