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11)

所以，何成浚最后爽朗地对陶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可以常常见面，有话当面讲，不要在报上舞文弄墨，就不至于再有误会发生了”。
对记者来说，军阀恩主忠仆政治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凶险性还在于，记者没有冒犯军阀而是得罪了军阀恩主忠仆政治关系中的某个权势人物，也会惹火上身，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不是因为林白水抨击张宗昌，而是因为林白水讥讽了潘复。潘、张两人原系赌场赌友，由于潘的引介，张宗昌受到张作霖的提拔而显赫一时。张为酬报旧恩，纳潘入幕，恩宠有加，引为股肱。潘复仅为意气之争而哭求张宗昌必欲置林白水于死地，张宗昌遂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立即逮捕并枪决林白水。潘复深知林白水人脉广为防被人营救，密托王琦一经逮捕，立即枪决。林白水被宪兵带走后，林家立刻向其私谊网络中与张宗昌有交情的戚友求救。杨度和《黄报》薛大可得讯后，急去见张宗昌，百般替林白水说情。杨度曾任张宗昌的秘书长，深为张所赏识。薛大可和张宗昌亦是赌场相识，因两人都嗜赌如命，而惺惺相惜，引为相知。
薛大可长跪不起，张宗昌方答应赦免林白水。但是当张宗昌电话通知宪兵司令部时，林白水已被枪决。
军阀斗争，生死攸关，即使亲如姻亲戚友、情同袍泽兄弟，关键利害一有冲突，感情立见破裂，记者与军阀的关系情感就更脆弱不堪。所以，记者如果触犯了军阀的根本利益或容忍底线，即使其有强固的关系网络也无济于事。恰如包天笑评价张学良处决与其素有私交的邵飘萍时所说：张学良“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的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军阀通常无视法律，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纠纷争端，兼之长期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使其常处于高度警惧之中，对外部反应既极端敏感又异常冷酷，常因琐碎细故而置人于死地，所以其对记者的惩处难免有时肆意而残忍。邵飘萍案发时，北京报界同人十三人向张学良恳求开释邵氏至三小时之久，秉性高亢的张学良，时年二十五岁，年轻气盛，最后颇为不耐烦地说：“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张氏的一句答语，深刻地阐释出军阀对己轻生赴死，对人草菅人命，冷漠而残酷的品性。
托庇于军阀恩主忠仆政治体系给记者在外部社会中创造了广泛的新闻自由，但依附于这一政治体系又剥夺了记者批评军阀恩主的基本言论自由，在此二律背反之中造成了北洋时期新闻畸形的繁荣。军阀权力高度私人化，他们却认为记者只要在“私”的关系上不反对其个人，因“公”的关系反对国策是可以的。即邵飘萍所谓，“我国政府及有权力者之对待新闻纸，只问私而不问公；只干涉与彼有关之事，而不干涉与国有关之事”。所以在恩主忠仆政治关系之中，只要记者不触及其私人利益，军阀则对新闻与言论不闻不问，甚至记者报道军事机密、外交内幕，批评军阀制度，只要不指名道姓，事不关己，一概听之任之。此外，有的军阀还别有用心利用或附和新闻记者共同声讨官僚政客，如皖系军阀徐树铮以《公言报》为喉舌，“每日以骂孙伯兰（时任内务总长——引者注）为日课，嬉笑怒骂，无微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