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10)

四
由于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稳固的制度约束，北洋军阀通常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私谊网络将其派系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通过恩威并施给予其派系成员各种权势和利益，将整个派系动员起来忠诚地追随军阀首领共同去追逐，攫取和瓜分更大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形成了一种恩主忠仆管理体系。兼之当时法纪废弛、社会动荡，客观上促成权倾四野的军阀将其恩主忠仆政治体系辐射到广阔的社会领域。一旦军阀一朝得势，其部属幕僚、亲戚朋友等派系成员立刻会侵蚀、占据其治下的各级要害机关和各种重要资源，行使着极为广泛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职能。
这导致无论记者与军阀是合作还是冲突，既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能在制度和法律范围内规范化地实施和解决，而是在这种恩主忠仆体系中生发展开，特别是这种恩主忠仆体系使军阀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及其调适变得极为微妙而复杂。
一旦记者不幸开罪军阀，他们尽管会千方百计动用法律、舆论、公会等一切制度化力量来与军阀周旋，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却是恩主忠仆政治关系网络。记者所托庇的恩主忠仆关系网络的层次和规模，以及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能量决定了其与军阀的抗压能力和突破空间。有的记者与军阀本人有直接交往或密切关系，而有的记者与军阀暌隔九重、素无交情，但只要记者或其私谊网络中的关键人物，能够与军阀私谊网络中某个重要人物有深情厚谊，就能藉此攀缘入军阀关系网络，从而取得军阀本人的赦免和庇护。记者与军阀之间是一个多级结构的交往网络，并且在其中形成一种交错互动的关系格局。如前述张静庐案，经杭辛斋全力转圜，张静庐才算脱险；谢福生案，得力史量才出面担保，谢福生方得幸免于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军阀赦免记者不是看重记者的交情，而是看在其圈子里忠实仆从或权势盟友的面子上。
这就是为何在小记者与大军阀两个力量悬殊的群体博弈中，军阀会克制，记者会妥协，制约他们克制和妥协的是他们深嵌其中的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有个案例尽管发生在1930年代，但其以丰富的细节充分地展示出这种结构和互动。《大公报》曝光湖北吏治废弛，官员颟顸，不恤民生。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读后极为恼怒，当探知是《大公报》驻汉记者陶菊隐所写，“要杀一儆百，不能听之任之”。陶菊隐的好友晏勋甫惊悉此事之后，急忙托付和何成浚交情颇深的程汝怀前去说情。程替陶好言相劝，何冰释前嫌。陶菊隐关系网络中的晏勋甫，与何成浚关系网络中的程汝怀成为将记者和军阀网络勾连起来的关键节点。何成浚最后看在程汝怀的面子上谅解了陶菊隐。军阀施恩请托之人开释记者，认为藉此亦有恩于记者，从而将其纳入恩主忠仆政治体系，昭示记者既待之以恩遇，要报之以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