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9)

如1926年4月5日，武汉驻京记者发来电讯，原文是“京战事无大进展，京秩序安”，但是被邮电检查处改为“京战联军大进展，京秩序安”。张作霖则不仅扣发违禁新闻，而且还厉行新闻恐怖政策派大刀队将涉事记者抓去砍头。面对此情此景，《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悲叹：“国事变动之时，军阀盘踞之地，派员检查，任意删节，为害尤甚”。
在新闻的社会传布渠道上，军阀实施禁止销售、禁止邮递、禁止阅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益世报》均多次遭到过禁售、禁邮、禁读的惩戒。如1924年，奉系军阀通令东三省查禁《益世报》，“天津北京益世报宗旨乖谬，别抱阴谋，对于东省政局污蔑诋毁意图挑拨，若不严禁售阅，何以息谣诼，而保治安，应请通令军政商学各界及各道县不得购阅，并饬地方军警严禁输送销售，以资杜绝，而定人心”。张宗昌督鲁时，因上海各报报道其通吴联李，以子为质等事，赫然震怒，在山东境内禁销《申报》《新闻报》等上海报纸。有时次级军阀无法在一省一市范围内禁止公众售阅，就一军一师范围内禁止阅读。1924年，《益世报》报道冯玉祥的十一师在丰台拳打脚踢强迫火车司机运送军用物资。冯玉祥阅后十分恼怒，命令其部队“再不准看天津《益世报》”。禁售、禁邮、禁读对商业报馆极富威慑力和杀伤力，恰如饱尝过个中滋味的《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所说，这个“方法比‘杀头’还厉害。
报纸不能出租界，如何可以支持？停三五个月的邮递，什么基础稳固的报也支持不住”。所以，军阀采取禁售、禁邮、禁读主要是试图威慑报馆老板严加管束记者厉行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军阀新闻检查通常只是结果审查和事后追惩，而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则无时无刻不贯穿在新闻日常生产的整个结构和全部过程之中，因此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对报馆记者的约束力远比政府新闻审查绵密严厉，也更富成效。

《益世报》
民国时期，记者群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老枪’，有‘敲竹杠’的流氓，有公然索诈津贴的，有专门叨扰商家酒食的，有奔走权门以图一官半职的”等等，导致报界乱象纷呈，报纸“唯钱是问，不管论调一致不一致。甚至同时可以收受几个派别不同，或者冤家对头的津贴，并且都能够在报上替各人说好话”。无良的记者与失范的报纸加剧了记者与军阀的冲突。张发奎常常拒见新闻记者，他说是“因为我曾接见的新闻记者，歪曲我所讲的话，使我感到恼火，所以立誓不愿再见新闻记者”。冯玉祥则在日记中抱怨，“余因无钱收买新闻记者，故伊等常捏谣言，混淆听闻，殊堪痛心”，所以他愤愤不平地斥责：“现在报馆，皆以捣乱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