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7)

如他回忆说：“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为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申报》记者章旦华崇敬冯玉祥，认为像冯氏这样“能严格律己热心救国”的人“实不多见”，主动请求冯玉祥“每星期准予谈话一次，以便代为宣传”。
概言之，这类军阀与记者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出于利益交换所形成的职业性的“工具性关系”，也存在着由意气相投而生发出真情实意的“情感性关系”，此外还存在着某种基于中国亲缘性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亲缘、地缘等“既定性关系”。除了在理性计算、情感联系和道德义务三重力量的聚合之下，军阀又常赏赐记者法外之恩、份外之财、方外之情以资笼络利用，从而使军阀与记者之间形成一种交往密切、交情深厚、结交牢固的高度共生关系。
三
自袁世凯时代起，北洋军阀已形成据地自雄之势，即使袁氏亦须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禄来羁縻他们，而后继之总统总理更须极力拉拢，不取得他们的拥戴，便不能安于其位。因此这些军阀均异常骄横跋扈，“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即使一些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阀思想相对开明、作风比较谨饬，他们奉行军事至上观念，亦不容记者置喙政治军事问题。军阀治下，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匪盗横行，饥荒肆虐，民困已极，民怨鼎沸：“举凡军阀之所为，无一不与吾民意旨相违”。以至于临时执政段祺瑞1925 年发布国庆通告，都无奈感慨，“闾阎凋敝，灾重沓祲”。而作为民意代表，肩负为民请命职责的新闻记者与这些既为非作歹，逞凶肆虐，又过度自尊，极好面子的骄兵悍必然发生冲突。
在军阀辖区内的一般报纸和普通记者胆敢触犯军阀，情形轻者：一则训诫恫吓，奉系军阀褚玉璞性情刚愎嗜杀，认为京津通讯社关于北伐的报道对其不利，声言要封社捕人，吓得社长陆少游立刻将涉事记者开革；二则驱逐出境，如四川军阀刘湘将《团悟日报》记者王红鹃、邓铁羽，《平民晚报》记者范爱壎驱逐出境。而情形重者，立刻封闭报馆，抓捕记者。据统计，从1918年至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达100多家。即使报馆开在租界，军阀不能公开封馆捕人，他们也会与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查封报馆和引渡报人，甚至还会派便衣潜入租界秘密抓人。1919年，长沙《华瀛觉报》经理谭笃恭，依仗报纸开在日本租界并拥有日方背景，撰文批评张敬尧，随即被张氏诬控罪名，非法处死。而上海租界报纸先是受皖系卢永祥的胁迫，后则受直系孙传芳的威慑。曾任国闻通讯社记者的张静庐发表反对浙江废督裁军和自制省宪的文章后，卢永祥立刻派人到上海租界去抓捕张静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