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5)

甚至直至抗战时期，记者还是发现太原“新闻统制比别处还严厉，把消息滤得一点精华没有，恨不得把新闻记者饿死。这此地方，令人非常失望”。比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拥有一套舆论管控思想的阎锡山，草莽出身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与记者交往、对记者控制的手段就显得更加简单粗暴。张宗昌除了好大喜功热衷在报纸上宣传其赫赫战绩之外，他在“督鲁时，各报馆不仅不能说一句公道话，而凡不颂扬他的即被查封，或禁刊载，又言论不合他胃口的，亦有性命之忧”。
第三类，军阀愿与记者交往，但对新闻控制严格，甚至建立起新闻发布制度，统一管理记者事务。1925年，吴佩孚在汉口福昌旅馆设立新闻处，由汪崇屏、费觉天等主持其事，传达吴氏政见、发布军事消息，供给各家媒体。军阀建立组织化、制度化的新闻发布机构，集中传达军政信息，既降低了记者接近军阀获取信息的门槛和困难，又节省了记者采集新闻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记者稳定、充沛、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官方权威性的新闻信息，所以，此举颇获记者好感。
第四类，则表现为礼贤下士，乐与记者交往，通常情况下对新闻管控亦较为开明。当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后向李纯函请提供新闻，李纯立刻嘱咐其幕僚“复函允为该通讯社提供材料”。张学良对记者亦热情相待，甚至主动邀请知名媒体记者赴东北参观采访，以宣传其政绩军功。来访记者在哈尔滨受到隆重款待，住豪华宾馆，享盛大宴席，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乘坐专车前往各地参观采访。还有些军阀在记者眼中“是天生的老好人”，如李烈钧。顾执中说：李烈钧“看见新闻记者不但随便乱讲，连皮包里的秘密文件也拿出来给我看”。金雄白也回忆说：采访李烈钧“最易获得接见”，并且“谈话也较少用不著边际的辞令”。
从职业分工和工作特性的角度来看，记者与军阀交往的方式有两种，按照邵飘萍的说法，一种为“常务外交记者”，他们长期负责报道某个军阀统治区域的军政要闻。另一种为“特务外交记者”，“关于突然发生之重大问题，由编辑局长发出临时命令，专就此事件调查其远因近因、现有之结果及继续发见之新事实”。这两种分法颇似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所谓的“专线记者和综合记者”，甘斯进一步指出，专线记者和综合记者因其不同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而从中挖掘出截然不同的信息”。专线记者因长期栖居于所负责的专线之内，与消息来源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因而“陷入与消息来源之间各自负有责任义务的共生关系之中”。消息来源飨之新闻记者各种内幕新闻、重大新闻、独家新闻，以及其他种种便利和资源，后者报之前者为其利益摇旗呐喊，对其政敌口诛笔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