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到兵：新闻记者与北洋军阀(6)

而综合记者与特定消息来源接触机会少、时间短、频率低，许多时候都只是在采访现场匆匆一晤的一面之缘，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消息来源建立起紧密而友善的关系，因此“不会陷入到共生关系之中”。如果将甘斯这个论断应用到记者与军阀交往关系上，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特征。
对不愿与记者交往并对新闻控制严格的军阀来说，无论是专线记者还是综合记者都很难与这些军阀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面对这类军阀，记者倾向于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甚至只要时机成熟记者就转向其对立面，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相结合加入推翻军阀统治的活动之中。如在湖南爆发的驱逐张敬尧，即“驱张运动”之中，记者和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愿与记者交往，但对新闻控制严格的军阀来说，这不仅巩固了军阀成为常规性消息来源的地位，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记者和媒体的操控。因为，军阀给报纸供稿，有时纯系宣传，难免虚张故事。恰如主持吴佩孚新闻宣传工作的汪崇屏回忆说，他当时负责供给《申报》的新闻，“为了军事行动，造了很多谣言，报了很多假消息”。无论专线记者还是综合记者，如果他们都只是例行公事，抄下军阀们提供信息交给报纸了事，不会去深入调查，多方查证，去伪存真，那么他们都纯粹变成了军阀的传声筒和宣传员。
在军阀与记者交往模式中最复杂的是，那些愿意与记者交往并对新闻管控较为开明的军阀与专线记者的关系。这些军阀在乐意接受采访、殷勤提供新闻之外，通常还会给予记者公务私谊极为广泛的资源和助益。首先，权倾一时的军阀慷慨施援，解救被其他军阀迫害的记者和报纸。吴佩孚在直奉战争击败段祺瑞入主北京之后，徇邵飘萍、秦墨哂、张继斋之请，释放被段祺瑞政府关押的记者和封禁的报馆，取消对上海报纸的邮禁。其次，处尊居显、手眼通天的军阀还为关系密切的记者举荐工作。胡政之得以进入王郅隆时期《大公报》担任主笔兼经理，即得力于皖系军阀徐树铮的推荐。后来，胡政之在《新社会报》做得意兴阑珊之时，又是徐树铮全力保荐胡去主持卢永祥出钱创办的国闻通信社。再次，声名显赫的军阀为记者著作报刊题词作序、致辞祝贺，以为揄扬宣广。冯玉祥为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题词“立德立功立言”。
甚至，还有军阀为记者的婚丧嫁娶登门吊贺，热情捧场。北京记者金达志的叔祖母去世，“设奠的那一天，门外车水马龙，军政要员多亲临致祭，备极哀荣”。
在他们的交往过从之中，有的军阀因赞许记者妙手著文章的才识和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而对其生发敬意。冯玉祥赞扬邵飘萍、林白水等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尽管冯玉祥对此事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但对记者们不畏权贵，勇于斗争的精神和勇气则是赞赏有加。而一些军阀也特居人格魅力，如段祺瑞清正廉洁、吴佩孚勇毅善战、冯玉祥艰苦朴素，即使粗鄙残暴如张宗昌者亦待人爽直，一掷千金，不失豪杰气概，遂吸引不少记者衷心诚意为之悦服。胡政之钦佩段祺瑞：“吾治新闻事业往来南北垂十数年，所见伟人名士，不可数计，求一见即能予吾以人格之感化者，先生与段合肥（孙中山与段祺瑞——引者注）两人而已”。报道吴佩孚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讯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的陶菊隐对早期的吴氏钦佩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