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古代雅典“暴民政治”的牺牲品(3)

三、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
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５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对马拉松战役指挥米尔提太、萨拉米海战功臣提米斯托克利、著名政制家阿里斯提德、民主政治推动者伯里克利的审判都是由公民大会进行的、公元前406年8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之子）被判死刑（６人实际被处决）的悲剧都是由公民大会一手造成的。
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雅典的政治领袖不具有明显的领导人特征，他们处在城邦决策程序中最初的一个环节。直接民主运行时，公民的集体意志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民主机构的正确运行，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中后期对于政客和军事家的处置上，这两者的满意只是停留在过去，政客和将军必须长盛不衰，履行有时近乎癫狂的集体意志。而这么苛刻的要求近乎不可能，所以军事活动的实力往往就伴随着控告、流放与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