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古代雅典“暴民政治”的牺牲品(4)

雅典人每天抱着幻想，会听到征服开俄斯岛和平定爱奥尼亚的消息，没有迅速获得所望的结果，他们全都感到焦虑难耐。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亚西比德处于缺乏经费的状态，……，迫得他要离开营地，到外面寻找钱财和给养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时发生的状况使他的政敌获得机会，成为用来指控他的最后一项罪名。这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政权运作机制，必然会滋生民众被情绪左右，草率行事，推卸责任。
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报复变得比自卫更重要。先发制人，以反对那些正准备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