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残酷，是鼓吹“读书无用”(6)

用阅读重拾耐心和宽容
最近很有启发的一本书是《苏轼十讲》。几年前的旧书，重读依然很新。苏轼是三苏之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和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样，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人物和政治人物。在词赋上，苏轼发扬豪放派词风，与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成为北宋最重要的两大词风。在政治上，苏轼作为当时政坛上中间派的典型，一生经历了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是一位虽然从未执掌朝政却又不可忽略的人物。

《苏轼十讲》
朱刚 著
微言传媒 | 上海三联书店，2019-7
但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上，和王安石、司马光不同，苏轼继承了儒家的入世，又有道家的逍遥和佛家的释然。苏轼是一个入世的逍遥者，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知识人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有别于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又不至于陷入苦大仇深的活法。
巧的是，这一年读到好几本关于那个时代的书，比如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崔铭的《王安石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刘子健那一本。这本书是刘子健1950年代写成的著作，作者写法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短短八万字写透了王安石变法。他跳出王安石变法是为“富国”还是“强兵”的思路，也没有拘泥于儒法之争，而是把王安石新政放在改革官僚体制的立意上。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刘子健 著，张钰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1
刘子健把司马光和王安石作对比，司马光渴望通过道德主义路线来实现治世，而王安石主张功利主义路线，通过改革官僚体制来走向治世。王安石新政的部分措施具有法家色彩，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儒家政治家。
书中很有启发的一部分是对官僚的划分。他拒绝儒家道德性判断下的君子与小人的两分法，而是把官僚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仕进型指追求仕途的官僚，渎职型指滥用职权的官僚。”在这三大类型下，可再细分若干特色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