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作家·微刊｜他日归乡已暮年（散文）(3)

二十六岁那年，老母亲托人为他找了一个女子，堂哥便在母亲的催促下结了婚。也正是这门亲事，让堂哥日后痛苦不已，每每提及总是摇头叹息。
堂哥结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外面的世界商潮涌动，老家的小山村却还贫穷落后。看不到一点希望而又不甘平庸的堂哥，终有一天，辞别父母，辞别生养他的家乡，带着妻子外出，到一个外县的一个集镇上开办糕点厂，生产蛋黄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小城市一种圆圆的小小的主流糕点。
糕点厂开了几年，小地方小买卖，毛毛钱，终究来得还是太慢。逐渐还清住院时欠下的债，随着孩子降生，收入仅够糊口而已，想要发家致富似乎不可能。而堂哥是有野心的人，野心就像野草疯长，碰见野火，燎原之势不可阻挡。所以，当有人来唆使堂哥做大生意——拐卖妇女。他关闭了糕点厂，携家带口去省城，在离火车站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作为中转之地，干起了拐卖妇女的营生。
我至今没有问过，当年的堂哥态度是毅然决然还是有所挣扎，就算不从法律的层面而从人性的角度，我也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而我印象中的堂哥，是讲仁义道德和是非善恶观念的人。但没有置身其中，便无从猜测。况且，有时魔鬼和天使共存，无法区分。
事实上，改革开放为那个时代的人打开了万花筒，精华裹挟着糟粕，文明掺和着野蛮，泥沙俱下，也无情地敲开了人们原本沉睡着的金钱渴望，还原了贪婪的本质。或许，由此让原本正义正直的堂哥心安理得剑走偏锋也未可知。
从堂哥的陈述中，他在这个链条中只能算一个中层环节，他的下线从偏僻的农村带出来的女孩，每每在他设在省城的出租房住上一夜，第二日便由他带上火车，送往江西、江苏等地的农村，交给上线，卖与那些或贫困，或身体乃至智力有缺限的男子为妻。
有快钱自然也有好的物质生活，堂哥在省城的租住地每天有人进进出出，喝酒打牌，声色犬马，好不热闹。房东女主人是一位教师，可能暗中观察他已许久。一天，房东老师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蒋啊，你有一双可爱的儿女，那是你的一对宝，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呀”。
好心的房东是见堂哥一家人未曾做何实体生意，却能穿着体面，吃喝讲究，家里时常人进人出，便猜想堂哥有可能在做违法的事，于是善意提醒。房东一语惊醒梦中人，眼见得一双儿女聪明可爱，堂哥明白，拐卖妇女的事真不能再干了。
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说：“我们不做了，干点正经生意”。妻子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