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吴晓东：对文学秘密和人类精神生活,要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5)

吴晓东：有研究者重拾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的概念，可能对回应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关于什么是经典，我一度喜欢博尔赫斯的定义：“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这段话正是从阅读的角度定义经典的。但对这段话也“细读”一下，会发现博尔赫斯用的“决定”这一措辞还是意味深长的，比如谁来决定？谁有权力决定？又怎样决定？背后是一个人们熟知的经典被建构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决定”的过程既是普通读者的历史性作用日渐淡出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些学人和文学研究者的专业阅读和阐释得到制度性保护的过程。所以对学者所建构出的“文学正典”的纯正性的维护，成为学院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兴起，更为专业研究者或者说专业读者提供了制度保障。
因为普通大众离开专家的普及性的阐释环节，想读懂《芬尼根守灵夜》或者《荒原》这类现代主义经典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普通读者”的概念必然越来越萎缩。
但纵观中外文学史，普通读者其实充当过重要的角色。从传统的普通读者的视角来看，不止一个史家把19世纪看成是阅读的黄金时代，一大家子人饭后围着一个蜡烛或者一个煤油灯听有文化的长者或者正在上学的少年读一本长篇小说，是非常温馨的19世纪特有的场景。这一大家子人都是19世纪小说的忠实读者，同时也是最普通的读者。而至少在伍尔夫的文学时代，普通读者依然是最大量的“读经典者”，他们对经典的塑造和形成起的是在今天的文学时代无法比拟的作用。所以，今天重读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一文或许可以为文学阅读问题提供一点启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引用英国文人约翰逊的一句话：“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
”伍尔夫评论说：“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文学上的修养并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出众的才能。他读书纯粹是为了自娱，绝不是为了积攒知识，以便向学生传授，或纠正别人的看法。”“所以，作为批评家来看，他的缺陷是太明显了。但如约翰逊所说，在诗歌荣誉的最终分配方面，普通读者却有一定的发言权。”
“普通读者”的概念直接运用到今天，大概它的有效性首先需要被辨析。比如在今天的阅读历史情境中，何谓普通读者？有没有一个阅读群体可以作为一个平均数或者最大公约数来分享“普通读者”的概念？普通读者是怎样阅读经典的？这都是需要讨论的。不过尽管如此，“普通读者”的概念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文学研究者唐伟说：“如果说趣味问题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以艺术为追求的专业读者俯身探究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这本身不就是社会复杂性的一种呈现吗？”“文学阅读是否先天内在地注定了其大众性和平民性的趣味属性？而即使是作为专业读者，首先不也是一个普通读者吗？”“一种兼具学理专业深度的文学研究必然要拒普罗大众于门外吗？‘学院’跟‘民间’就没有交流对话的可能？我们的文学研究究竟是扩大社会的裂痕还是缝补修缮弥合社会不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