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的“绝望之路”(7)

5. 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之所以导向恐怖，是因为这种自由将任何特殊的、有规定的东西都视为对自身的一种限制。因此，它无法接受任何稳定的建制，更无法尊重他者纯然的个别性，而必须在不断的革命中，以空洞的普遍自由之名推翻一切难免有所偏颇的制度、消灭一切与众不同的个人。

黑格尔与他的德国学生们。德国艺术史家F. T. Kugler绘制该草图于1828年。

本书值得商榷之处
从篇幅上看，斯特恩的这本导读对“意识”所包含的三章（感性确定性、知觉、力与知性）着墨较少，而对“自我意识”出现后的内容、尤其是具有实践维度的部分着墨较多，这一点与英美学界在解读黑格尔时的主流做法一致。在讨论黑格尔哲学的实践意味时，斯特恩有时会展开与竞争性解读的辩论，少数时候会陷入琐碎的技术细节。这种策略，在他区分黑格尔从“欲望”过渡到“生死斗争”的三种可能理由时很有启发性（斯特恩将三种理由归结为三种看待自我意识的局限的方式），在别的地方则有将读者绕晕的风险。这类讨论，在专业的实践哲学论文中出现也许是很合适的，出现在一部解读黑格尔的导论性著作中，则似乎没有必要。
如果说谋篇布局实乃见仁见智之事，那么本书在解读上所采取的一项预设就更值得商榷了。当斯特恩在非常强的意义上将《精神现象学》视为黑格尔体系的导论时，他似乎已经采取了一种理性主义的解读进路。他眼中的黑格尔，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的形象。例如，斯特恩明确说：
黑格尔坚持认为，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人类探究的目标就是……意识到这种合理性，从而对实在达成一种完全充分的理解。人的意识反映和传达了内在于事物本身的基本概念秩序，而不是反映和传达了作为我们构造产物的事物的基本概念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