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秀坤评《海贝与贝币》｜以贝币为中心的全球史(7)

不同于其他各章的叙述方式，杨斌先生在这一章里，没有直接描述先秦中国使用海贝的各方面信息，而是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缕述各家观点，从当代一直上溯到司马迁，呈现出学术界的认识状况。读者的初步印象很可能是——众说纷纭、宛如迷雾。
相对而言，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是，从考古发现能够判定海贝的基本分布特点：就时空而言，有明显的自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而且均在长江以北；就随葬数量而言，新石器时代尚不多见，商代逐步增加，至西周达到最盛，战国中晚期开始减少。由此可见，先秦中国的海贝使用，首先是一个北方的现象，其次是西周时代的风尚。而且，这些出土海贝的自然属性，也没有异议，即可分为三类：绝大多数是货贝，少数是环纹货贝，还有一些拟枣贝。
引起争议的问题是，这些海贝来自哪里，通过何种交通渠道输入中国北方？以往学者的答案俨然进入了“竞猜模式”：印度洋，南中国海，中国东南沿海，山东半岛沿海，琉球，都有可能。困难在于，海贝自己不能告诉我们它产自哪里，而海洋生物学家迄今还不能明确告诉我们，作为热带海洋生物的货贝，在商周时代生存的最北界限在哪里。杨斌先生采信的是彭柯（美国芝加哥大学）、朱岩石（日本国学院大学）两位学者的意见，主张这些海贝来自印度洋，经过中亚的土库曼，走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这一立场可以概括为“西来说”，相对于来自中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处的说法，属于少数派。
还有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即海贝在先秦中国的使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是否中国最初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的有关讨论中，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见，亦即在战国金属铸币出现之前，货贝曾经充当了最初的货币。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以下，历代学者以各种方式论证了这一观点。海贝自己不会说话，当代学者可以使用的证据是商周金文，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金文材料的片言只语。为数不多的学者（如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表达了对这一成说的怀疑，其中以台湾学者李永迪所做的反驳性论证较为系统。他认为，海贝在商代和西周的主要功用是装饰、随葬和礼仪，西周中期开始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亦即，海贝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但还不是货币。杨斌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站在少数派一边，主张中国最早的货币是出现在战国中后期的各种金属铸币，其中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楚国的青铜仿贝。
也就是说，承认海贝的确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是不宜奉上“最早的货币”这一桂冠。连带着，杨斌先生也尝试回答了四川三星堆的海贝问题，认为其性质当如中原的海贝，虽然贵重，但并非货币。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之中，环纹货贝居多，货贝次之，这种比例关系恰好与中原相反，也就意味着，它们很可能有不同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