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童年的回忆与母亲点滴(7)

这就是我的母亲。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张五常：逃难的热闹与哀伤
——《童年的回忆》之四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沦陷后不久，要逃难到内地去是普遍的考虑。但要逃到哪里，怎样逃，不是容易的选择。报章的言论有对有不对，而过了不久友侪间大都懂得怎样判断报道的可靠性。例如内地的报章的标题说“我军转移有利阵地”，大家都知道“我军”是在败退。什么电话、电报都困难，“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当时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传达方式。

要逃到内地去当然也是我们的家的立刻考虑。但家中的子女与亲戚那么多，加上香港的物业与父亲的生意，要怎样处理，大费思量。父亲的生意当然要关门，但存货不能不管，而员工要怎样处理或安置都是问题。
我记得父母的一项重要考虑，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逃难因而要分散，不要让所有的家属一起死掉。父母跟着决定的安排如下：父亲留在香港；排第七与第十的女儿留在香港陪伴父亲；我的长兄当时已经结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处理需要奔跑的工作。
向内地逃，父母的约定是兵分两路，其中的一个困难是父母皆认为不要让子女们荒废学业，逃到哪里要有学校收容。这基本上是一个无从处理的棋局，但后来毕竟是尝试了。
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年纪最幼的：大我一岁多的五伦、我和小我三岁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这四位跟母亲在内地聚散不常。换言之，母亲是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逃难，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动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刚好三年，竟然没有一个死掉，亲友们都说是奇迹。没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
四个姊姊怎样逃我一时知道一时不知道。但我们三个跟着母亲的，怎样逃我还记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为日军在内地行踪无定，而亲友可以在哪里帮忙一下，也变化无定。我清楚地记得离开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门，跟着是水陆并用地到了广东的惠州。那是父亲的故乡，他的亲属也是我们的亲属，招待了我们一天。跟着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称韶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我们认识的逃难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