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当社工：从父母手里抢走孩子的抚养权，是我最擅长的事(6)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工作义务的男人，频繁地来到只有小琥珀的家里，是做什么？
我习惯性地警惕起来，继续往下挖米勒是否有案底，还真让我找到了东西——几年前，他因为在火车上猥亵一名成年女性被判处六个月刑期和480小时社区劳动。
好家伙，是个性犯罪老手了。
我把米勒的档案放在枕头边上，一个晚上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一会是小琥珀父母的脸，一会是米勒的脸，最后又跳到孩子在担架上盯着天花板的画面。
破天荒地，我在闹钟响起来之前就坐起了身。疑点太多了，不早一天解决，我无法面对自己。
之前在国内读书时，我见过不少新闻，孩子被亲近的人家暴、虐待、猥亵、性侵，但事情如果不闹大，很少会被及时发现。
这是因为家庭为孩子构建了一层外壳，就算孩子受到伤害，父母不说外人就很难知道。小琥珀好像被她的名字诅咒了，也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包裹起来的琥珀之家里。
我明白，司法义工的存在就是要把这层壳打碎，让未成年人能更早地被司法系统保护到。
一大清早，我就和乔几乎是同时进了病房。
我抢先一步问医生：“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社工，受害人的验伤报告出了吗？”
乔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介于哼和呵之间的音节：“警察，依法问讯。”
医生目光在我们俩之间移动，问我们到底谁先来。
我抱着胳膊说：“问讯未成年人必须要社工在场，北区警局不会连这个程序都没培训过吧？”
医生立刻被说服，责备地看了一眼乔，示意我跟上。
他提醒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机器刷出来的诊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有过多次性行为，无阴道撕裂或者外伤。
我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冲到脑子里——琥珀才四岁，甚至没到幼儿园的年纪！她遭遇侵犯的时候，可能都不能理解这是在干什么。
从业两年，我第一次把警察请进机构会议室。
乔把我手里两份档案看了十几遍，到最后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看得出他也在尽力压制自己的怒火，半天挤出一句：“还是得有关键证据，否则不能直接把米勒和强奸联系到一起。”
我确实理解，顺势提出我的想法，我想和孩子聊一聊，我想知道，那个琥珀之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