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诗歌原理(4)

她身边也有看不见的幽灵
要使她成为妓女沿街卖笑；
她在渴望与鄙视之间独行，
没人能消除她的悲愁烦恼。
慈悲不能使她求天下太平，
怜悯没法使她舒展开眉头，
因为当爱的祈求随风而去，
她那颗女人心也付之东流！
这罪孽虽被天上基督宽恕，
却始终被地上的男人诅咒！
威利斯已写过那么多纯粹的“社会诗”，但在这首诗中，我们却难以辨认出那些“社会诗”的作者。这首诗不仅充满了理念，而且充满了活力，同时还显露出一种真诚（一种明显的情感之真诚），而这种真诚我们在作者的其它诗中都难以寻觅。
在过去的几年中，正当那种对史诗的狂热（即那种认为诗必冗长的信念）由于自身之荒谬而逐渐在公众头脑中消失之时，我们却发现继之又出现了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因过分虚伪而令人无法长期忍受，但它在其盛行的短短几年中，已经完成了对我们诗歌创作的腐蚀，它对诗歌创作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比其它有害因素加在一起造成的危害还大。我说的这个异端就是“教诲诗”。不管是直接断言还是间接默认，有人一直都想当然地认为：诗的基本宗旨就是论理。据说每首诗都应该向读者灌输一种道德真谛，而且评判这首诗的价值也要凭这种道德真谛。我们美国人特别拥护这种高见，而我们波士顿人则更进一步，已经把这种高见发展到了极端。我们总是认为，要是仅仅为写诗而写诗并承认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就等于承认我们的诗完全缺乏高尚和感染力。但实际情况却是，只要我们愿意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立刻就会在心底发现：
与这种只以诗为目的而写出的诗相比，与这种除了诗什么也不是的诗相比，与这种本身就是诗的诗相比，与这种名副其实的诗相比，天底下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更为高尚、或更为高贵的作品。
我对“理”怀着一种心底所能发出的最深的敬意，但我却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说教的方式。为了使理生效，我宁愿限制它们。我不愿因滥用它们而削弱其效力。理需要的是严谨。它不会对娇花嫩草动恻隐之心。诗中所必须的一切正是与理毫不相干的一切。给理戴上宝石和鲜花，只会把它弄成一种似是而非、招摇过市的怪物。要使理产生效果，我们需要的是语言的严谨，而不是语言的华丽。我们必须凝练，精确，言简意赅。我们必须沉着，冷静，不动感情。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使心态尽可能地处于一种与写诗时的心态截然相反的状况。谁要是看不出理和诗在启迪方式上的天壤之别，那他肯定是鼠目寸光。而谁要是明知有这种差别，却偏要坚持去调和油水不容的理和诗，那他肯定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理论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