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化”与“悲观”，公共知识分子的两种社会构想(2)

具有圣化构想的人会拥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思考代表了人类道德的高度，是“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在他们看来，崇高的目标下，任何牺牲、代价都是理所应当。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在“理想型”社会观的思维框架下，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个体感受往往被淹没在冰冷的数据和宏大叙事当中，而被忽略。在作者看来，具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社会悲剧是有目共睹的。悲观构想者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承认有所谓理想型的存在，只有一个个个体生存的实际感受。索维尔巧妙地避开了概念模糊的“左派”、“右派”，也摒弃了只在具体事物上才能呈现出的所谓“保守”、“激进”，同时也避免了随着时代不同其内涵也产生变化的“自由派”、“保守派”等分类语汇。而是代之以对社会构想的不同进行划分，这就从思维方式出发区分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群体。
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分类与以赛亚·柏林的“狐狸-刺猬”比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时，援引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斯的诗句，把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划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即见多识广和专精一隅两类。柏林那带有隐喻色彩的二分法，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在我看来，无论是柏林的“狐狸”、“刺猬”隐喻还是索维尔的“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都是从精神气质层面上对知识群体的划分。两者均站在知识群体的思维源头展开论述的，实际上跳脱出社会身份藩篱，而直接进入“元问题”层面。
纵观《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主要批判的对象，是具有“圣化构想”认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圣化构想”究其本质，是将社会进行“应然”和“实然”的二元划分。在具体问题上则希望通过乌托邦式的设计一揽子地解决问题。可惜的是，对于“圣化”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图谱，索维尔并没有进行进一步探索。其实，我们可以从福柯对知识进行的考古学解剖中得到启示。
福柯认为，“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受到诸如文化、社会、制度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制造”出来的。换言之，知识不是“生产”或“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形塑”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外在因素发生变化，由知识-认知方式组成的“知识结构”也会突变和断裂。据此，福柯将近代以来的知识谱系做了类型学划分：即“文艺复兴知识”、“古典知识”和“现代知识”。简而言之，文艺复兴知识以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作为认知对象，认为万事万物皆由神秘而内在的关联统一在一起，关心的是世界表现出来的相似性。明确这一点，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达·芬奇这样无所不通、无所不究的通才，同时也能理解他和同时期艺术家的作品中为何充溢着奥义和符号。而古典知识则与之相反，关注的重点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转向差异性。因此，这种知识结构总是试图将事物进行不同层级的分类，以求展现这种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