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化”与“悲观”，公共知识分子的两种社会构想(3)

凭借一个二维平面的表格，古典知识的拥有者可以把全世界纳入各种不同的类型中。在古典知识人看来，只有经过分类的并能够纳入分类体系的事物才是知识。因此在这一知识“形塑”过程中，世界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一是经过分类转化为知识的有序世界；另一个是混乱无序的真实世界。前一个世界存在于“理想”、“理性”、“思想”之中，而后一个世界则实实在在地环绕在自身周围。（参见福柯《词与物》）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圣化构想”的精神脐带连接的是福柯定义的、源自17世纪末的“古典知识”母体。虽然，以层级分类为标志的古典知识结构为今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就像林奈对植物门类的划分成为今天生物学的基础一样），但作为一种“认知形态”，它过度重视差异而忽略了事物的关联性，最终导致对世界的二元分裂。因此，福柯指出，19世纪末期取代古典知识结构的“现代知识”则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功能的、相似性的、关联性的“有机结构”，从而弥补了前者认知结构上的不足。
索维尔的批判，则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福柯的理论。他认为，圣化构想者所拥有的“泛道德化”和“忽略个体”的特质，使得他们从思维出发点就违反了客观和逻辑的原则，尤其是在他们专业范围之外的陌生领域，更是如此。以“最低工资”为例，构想并呼吁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舆论本意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在知识分子长期的呼吁和影响下，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大多实行了这种政策。但是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后果，则是雇主不愿意雇佣更多的人，而年轻人本来能够通过低工资进入某个行业，通过工作时间的延长积累出更高的熟练程度，从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最低工资制度阻碍了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进而失去通过积累经验而获得更高工资的前景。这不仅是呼吁者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的。这个案例很明显地表现出“圣化构想型知识分子”内在的“古典知识结构”缺陷，即割裂了劳资双方的互存关系，用简化的分类和对立忽视了劳方个体的差异。
也就是说，“圣化构想”思维既不愿意看到社会复杂的内在有机关联，也不愿意将差异化进行到底，而是试图用简单的、对立的、明确的差异取代个体的、隐含的、复杂的差异。整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二元对立。
尽管索维尔在书中对知识分子“出圈”做出谨慎的保留意见，甚至多有嘲讽。但他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圣化构想”思维陷阱，仍然意义重大。“圣化构想”在将世界化繁为简的过程中能够轻易地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一思维方式不仅是激进社会改革和革命的渊薮，也是扩张主义和战争的发动机，更是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宠儿。一战前出现的“1914年情绪”，即通过一场大战解决欧洲所有遗留问题，在欧洲知识界非常普及。这种典型的“圣化构想”通过知识分子的鼓吹，不仅深刻影响国家层面对战争的决策，而且给社会造成一种普遍乐观好战的情绪。二战后，饱受殖民之苦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迎来独立浪潮，但也为圣化构想思维演变成宏大革命叙事提供了温床。“理想型”社会以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各色形式，在大部分社会动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