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化”与“悲观”，公共知识分子的两种社会构想(4)

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只要“乌托邦-残破现实”的对立尚存，只要社会仍然痴迷于“再次强大”等抽象而宏伟的目标，“圣化构想”及其后果就会反复蚕食文明的积淀。
无论索维尔多么反对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干预，这一群体对社会的批判在当今既是现实又不可避免。即便是对知识阶层自身的批判，也是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在政府与民众相对隔绝的社会，知识分子被迫在两者之间进行立场选择时，其对社会走向的影响更是重要。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写道，对于“古代人来说，生活与认识的统一似乎是完全不证自明的”，然而今天的人们发现了生活与认识有着诸多矛盾，因而“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这种存在的危机感中，现代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雅斯贝尔斯写作这本书的时代正是纳粹上台的时期，他以“无比震惊”的心情思考着存在问题。当人们认识到当下的现实无论如何妥协都无法忍受时，存在变成了危机。现代人类的存在危机没有哪个专业或学科能够独当一面去解决，知识分子被迫需要走出圈子，参与公共事务。
没有人能够探寻到极致真理，但必须有人提出问题或者质疑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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