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如故，再见陌路：高适为何对李白见死不救？(4)

两个多月后，三人依依惜别、各奔东西。此后数年间，虽然天各一方，但三人间有书信往来，交流诗文，互相激励。
殊途而同归
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今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件盛事，其光彩夺目可能仅次于李杜相遇。此时的高适已经49岁。

大雁塔。摄影/凝汐，来源/图虫创意
登塔后没多久，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很快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哥舒翰。当年秋冬，高适随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大军从吐蕃手里收复九曲（今青海、甘肃相邻处），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高适写下《九曲词三首》为之庆贺：
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
天宝末期，高适选择将个人命运与王朝开疆捆绑在一起，在使自己名声大噪的同时，也为人生的光辉蒙上了阴影。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南诏见唐军势大，采取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策略。待到远征军粮尽，士兵因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军，途中又遭到南诏军队的追击，唐军险些全军覆没。在两次征讨南诏的战争中，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这两场败仗，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在安史之乱前夜平白损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然而，高适却作《李云南征蛮诗》为之鼓吹：“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在高适笔下，杨国忠和败军之将李宓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为这样一场惨败歌功颂德，高适将自己和边塞诗均置于尴尬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