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哲理（4）：三大疾病之“文明病”概论(10)

(4)文明社会生态导致工作紧张、生活动荡、心理焦虑、精神抑郁，长此以往不免造成生理功能和免疫反应紊乱;
(5)文明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密度过髙，人际交往过繁，结果大大缩短了致病微生物的宿主迁转传播路径;
(6)上列综合致病条件等于激活了致病微生物在人体中的循环增毒培养过程，使之成为所谓的“反向疫苗”。[注释：一般活疫苗，是将致病毒株引入不易感的动物体内培养上百代，使其在不致病的压制条件下毒力衰减而成；反之，如果某种病菌在易感物种中广泛传播且反复发作，则有致病毒力增加的倾向。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任何微生物与寄主的关系，当然是以无害共生或微恙播散的状态为最佳，例如，呼吸道寄生菌只需引发喷嚏、消化道寄生菌只需引起便溏即适可而止，此时宿主尚无病形，活动自如，这样才最有利于寄生菌传播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倘若寄生体动辄致宿主于死命，则它必然落得同归于尽被淘汰的下场。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宿主极端易感、极端密集，且供量庞大，以至于在其疾速毙命前足以将寄生者更大范围地播散开来，烈性致病菌才有生存扩张的胜算——而人类的文明生态恰恰就为所有“病菌”（其实原本是“正常寄生菌”或“条件致病菌”）提供了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等死宿主群量。
例如，有研究发现，霍乱弧菌的致病力在古时并不具有致命性，仅在近代因人群易感、传播快速而致增毒株大行其道。]
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仅使人类变成微生物的易感载体，就连人类豢养的动物即家畜家禽也被袂及：凡是放养动物，很少得病；一旦圈养或供给人工饲料，即见各种传染病发生；这相当于做了一个大样本数的“动物实验”，它确证了“文明生态”对“自然共生关系”的破坏效应。(放养的牛、羊、猪和散养的鸡，很少见口蹄疫、炭疽、副结核性肠炎、禽流感、猪流感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瘟病，更不会出现像“疯牛病”或“朊病毒”那样的人造魔头。我曾在陕西周至老县城的深山里看到，当地老乡养的牛，每年春夏秋三季是完全放任于山林之中的，除了摔伤或熊豹咬伤，从来无病，只在过冬时才把它们找回来圈养，结果这段时间也是唯一的患病期。这种情形，世界各国多有报道，不足为奇，就像所有野生动物只见外伤和残老却很少得病一样。）
历史证明，传染病发病率与文明化社会度呈正比相关。
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中国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分别为：两汉三国时期1:7.6，两晋南北朝时期1:4.9，隋唐五代时期1:6.5，两宋时期1:3.19，元朝1:2.3，明朝1:1.77，清朝1:1.23。就次数来说，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分别是，周代1次，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显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一直呈递增态势。[中国古代记载疫情的文献很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笔录，《五行志》里还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医疗方式上也可以看出人间疾病的发生发展：上古无所谓医术，只有驱邪破邪的巫医，叫“苗父”，苗父作法时，用草扎成狗形(刍狗），上面缠以绢布，绘以图案，面北祷告，寥寥数语即可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