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决定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11)

”猴子和老鼠若被不当地与同类分离，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或置于其他的可怕境况下，也会产生自伤行为；类似地，人类的绝望也有自己的天然形式和表达方式。有不少事，如果对一个人做了，他就会有自杀倾向，而集中营就是做这些事的地方。人一旦跨过了那条边界，就很难保持良好的精神。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很高的自杀率，有些人对此惊讶不已：集中营都熬了过来，却还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却并不认为这足堪惊讶。对于普里莫·莱维的自杀，有很多的解释。很多人说要怪他的用药，因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表现出了太多的希望和光明。我却觉得自杀一直在他心中酝酿，他的心中从未有过被拯救的狂喜，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所知的恐怖相提并论。也许是药物、天气或其他什么东西松开了他的某种冲动，就像令一只老鼠啃断自己尾巴的那种冲动，但我想，经历过集中营的恐怖之后，实质性的任性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
经历可以轻松地战胜基因，对一个人造成这样的影响。

在被剥夺权利的人中，谋杀比自杀更为普遍；而在有权有势的人里，自杀的比率比谋杀更高。与普遍的认识不同，自杀不是抑郁的心智最后的依凭。自杀也不是精神腐坏的最后一刻。新近出院的人，自杀率其实要比住院病人高，这不只是因为出院后脱离了医院的限制。自杀是心智对自己的反叛，是一种双重幻灭，这种复杂性是完全抑郁的心智无法理解的。自杀是将自我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故意之举。抑郁的柔弱难以想象自杀，要有自我认知的能力，才能毁灭认知的对象。无论那个冲动有多少误导性，至少还是个冲动。如果无可避免的自杀算不上什么慰藉，它至少还是个执着的想法，是在放错地方的勇气和招致不幸的力量下做出的行动，完全的软弱和怯懦可没有这种能力。在与癌症斗争的某个月里，母亲先是服百忧解，而后服用了一种全新的药物。她说那种药让她太过麻木，还让她战战兢兢，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实在受不了。
“今天走在街上，”她说，“我就想，我大概就要死了。然后我又想，午饭的时候咱们是吃樱桃还是梨？这两件事感觉起来简直差不多。”她的抑郁有充分的外在理由，她也笃信真实。就像我说过的，我认为她多年来都承受着轻性抑郁；如果我有抑郁的基因，我怀疑它们就来自母亲。母亲相信秩序和结构。我想不起来——在心理分析时我曾苦苦思索过——她有哪次违背过自己的承诺，有哪次约会迟到过。我现在相信，她在生活中保持这种军队般的戒律不只是为他人着想，也是因为这能限制一直存于她内心的某种怅然。我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让母亲开心。这并不容易，但我很擅长。回想起来，我觉得她总是需要把注意力从悲伤中转移出来。她痛恨独处。她曾告诉我那是因为她是家中独女。我想，她心中有个孤独的深潭，远比身为独女的孤独要更为深切。出于对家人强烈的爱，她控制着她的孤独，也很幸运地有能力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