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决定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9)

协助下的自杀是死亡的一种合法方式。最好的情况下，此类过程充满尊严，但这仍是自杀，而自杀基本上是世上最令人悲伤的事。既然你已经在协助这个过程，就仍然是某种谋杀，而有过谋杀，就很难继续轻松地活下去。它会跳出来，并不总是以什么美好的方式。我读过的由参与过安乐死过程的人所写的相关文字，没有哪篇不是某种深层辩解：撰写或谈论对安乐死过程的参与，免不了是在祈求赦免。母亲去世后，我承担了清理父母住处、整理母亲的衣物和私人文件等工作。洗手间充满了不治之症的残骸：护理假发的工具，缓解过敏反应的药膏和乳液，一瓶瓶的药片。药柜里满是维生素、止疼药、缓解胃部不适的药、平衡特定激素的药，以及各种各样的安眠药，用以帮她对抗疾病与恐惧合谋带来的无眠。在所有这些药后面，药柜的角落里，我发现了剩下的西康乐，就像是潘多拉魔盒里最后飞出来的礼物。
我一直忙着把一瓶瓶药丢掉，但拿到这药时，我停了下来。我害怕自己也遭受疾病兼绝望的折磨，就把这瓶西康乐揣走了，藏在自己药柜最深的角落里。我想到10月的那天，母亲对我说：“我拿到了那些药。等时候到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

清理好母亲的洗手间十天后，父亲打来电话，大发脾气。“剩下的西康乐去哪儿了？”他问。我说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给母亲的药都扔了。我还补充说他看起来很低落，一想到他能拿到那些药我就很不安。“那些药，”他说道，声音颤抖，“你没有权利扔掉。”停了很久，他又说：“那些药是我留给自己的，以备万一哪天我也病了。这样我就不用再经历整个过程才能拿到它们。”我想，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母亲似乎还活在这些红色的药片上，仿佛谁拥有了这些置她于死地的毒药，谁就同时拥有了通向她生命的某种奇异门径。仿佛通过筹划服用这些剩下的药，我们也能以某种方式和母亲重新联结，仿佛我们能通过以她的方式死去而与她相聚。那时我明白了自杀的传染性到底是什么。面对母亲的丧失，我们的一份安慰，就是筹划让自己重复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直到数年之后，我们才放弃了这种构想，为我们自己讲了一个更好的故事。
对父亲而言，我从抑郁中的康复是他用爱与智慧与意志赢得的胜利：他曾试图拯救一位家人，结果失败了，但他救到了另一位。我们参与了一场自杀，避免了另一场。只要我的心理或生理状况在我自己或身边的人看来尚可改善，我就没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但若事态大变，我的自杀条款就会对我自己完全清晰起来。我没有在低落时向自杀屈服，这让我倍感宽慰，甚至引以为傲。我也准备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次直面逆境。要决定自行了断，我不必走多远的心路历程，因为在我的头脑和内心里，这比每天都不期而至、俨然成了上下午分界线的那些磨难，更容易面对。同时，我也已经拿回了我的枪，找好了拿到更多西康乐的途径。见证过母亲在最后时刻的安适后，我就理解了，当悲惨无边无际、康复又杳无希望之时，安乐死的逻辑是多么无懈可击。从政策角度而言，把面对精神疾病的自杀和面对身体疾病的自杀合并讨论，并不是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