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决定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10)

但我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要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报纸就公布了一项可以治愈卵巢癌的突破性发现，那就糟糕透顶了。而如果你唯一的症状就是自杀倾向或抑郁，那么在试过所有法门之前就自杀，就是悲剧。但如果你已经到了精神的崩溃点，明白你的生活已经太过可怕，也获得了他人的同意，那么自杀就是一种权利。然后——那会是极为脆弱和艰难的时刻——如果一个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愿再活下去，那么接受他的意愿，就成了生者的义务。
自杀作为一种控制力，这一点还未被充分探讨。对控制力的依恋驱动了母亲的死，而很多在迥异的情境下自杀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动机。阿尔瓦雷斯写道：“说到底，自杀是选择后的结果。无论自杀的行为有多冲动，动机有多混乱，当一个人最终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那一刻，他都获得了某种暂时性的清明。自杀也许是种破产宣告，宣判生命只是一段漫长的失败。但就其结局而言，这个决定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我相信有一大类的自杀者，他们结束生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逃离混乱，为了使自己的头脑清明。他们故意用自杀来为自己创造一种没有负累的现实，或是来打破他们不明智地强加给自身生活的那些类执念和必需。”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她曾写道：“在战争中，在劳改营，在恐怖时期，人们考虑死（更别说自杀）的频率要比在正常生活中少得多。无论何时，只要终极无解的问题带来的压力和死的恐怖是以一种特别强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关于生存本质的一般性问题就会退居幕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某种世俗的恐怖是如此显眼，我们还怎么能敬畏地对待自然之力和存在的永恒法则呢？或许应该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谈论存在的丰富性或强度，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绝望地紧抓生活不放时，所获得的，可能比人们一般的奋斗所求更为深刻地令人满足。”当我向一位苏联刑罚体系的幸存者提到这一点时，他确认了这个看法。“我们那时要反抗那些让我们活得更痛苦的人，”他说，“一旦生命被夺去，就意味着我们败了。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下定决心，不能让压迫者得逞。
只有最强大的人才能活下去，但我们的生活正相反——差别在于点燃生命的是什么。想要夺取我们生命的人是敌人，是对他们的仇恨和反抗让我们活着。在苦难面前，我们的求生欲变得更加强烈。在那儿的时候，我们不想死，哪怕此前我们都是比较情绪化的人；但出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劳改营的幸存者回归社会后，面对这个留给他们的世界，自杀的情况并不鲜见。当没什么要反抗时，我们活着的原因就必须来自内在的自我，而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自我已被摧毁。”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笔下描述的则是纳粹集中营，而非苏联劳改营，他观察到：“多数情况下，自由的时刻既不愉快，也不轻松。多数时候，它的出现是在对抗一种毁灭、屠杀和痛苦的背景。当他们感到自己再次为人，所有人的悲苦也相应地随之回归：家园四分五裂或无处可寻，痛苦四处弥漫，自身的疲惫无穷无尽、无药可救，生活要在废墟瓦砾中重新开始、往往还要独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