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冥思性的历史写作抵抗“事件”｜布罗代尔诞辰120周年(3)

“我们随意地用一个词来命名了一种事物：地中海，这一事物体现了一种力量，它能引导、阻碍和抑制，或者相反，激发和促进人类力量的运用……这本书是一篇宣言、一个信号，我还毫不犹豫地说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费弗尔看重的历史学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关注人。费弗尔说，在1949年前，历史学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事实，实际上，事实就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可他们却让人误以为事实是一堆保持客观原样的材料。费弗尔还做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学者以“把眼睛盯在显微镜目镜上”的方式，看到了一些事实，它们很清晰，还着了色，然而，只要真的在专业实验室里看过显微镜，就会知道能透过目镜看到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标本切片”。而布罗代尔将地中海变成了一股力量，它在漫长的时间里，在人们觉察不到的情况下，影响了他们的意志。
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就像划时代的民俗学著作《金枝》（弗雷泽著）、划时代的人类学著作《忧郁的热带》（列维-施特劳斯著）、划时代的心理学著作《释梦》（弗洛伊德著）一样，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一直遭到最严厉的、事关学科性质的质疑，有人（往往是在了解到此书的创作过程后）说《地中海》根本就不是严肃的历史学专著，书中的每一个事实都是布罗代尔虚构的，它属于文学创作。
人与命运
1949年后，由费弗尔、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三人担纲的年鉴派，成为战后对历史学感兴趣的法国年轻人争相投奔的地方。年鉴派的特点是充分开放，把其他人文学科——人类学、地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全部纳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获取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甚至它们看问题的方式。费弗尔本人尤其擅长“捍卫”他眼中的历史学，他拒绝画地为牢的研究，主张拆除学科之间的高墙，认为所有关注“人”的学问都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这并不是什么很深刻的道理，可是它却需要一些得其精髓的学者来做出亲身示范。布罗代尔写道，他在当战俘的时候，发现监狱是个好地方，它不仅你能教人耐心和忍耐，而且在监狱里，他还能遇到一批又一批“同类”：
“看到所有犹太裔法国军官都来到吕贝克（战俘监狱所在地），那真是绝佳的社会学研究题目！稍后又来了各色教士67名，他们在各自的集中营中被当作危险分子，这又是多么奇特的经历！我的眼前展现出法国教会丰富多彩的画面，从乡村神甫到遣使会会员，从耶稣会教士到多明我会修士，等等。其他的经历给我带来别样的愉悦，例如和勇敢得近乎鲁莽的波兰人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