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冥思性的历史写作抵抗“事件”｜布罗代尔诞辰120周年(4)

布罗代尔就有这样的宽广的兴趣，这兴趣与其说是对各个人文学科的，不如说是对“人”本身的；他脑中没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而总是乐于接触和了解来自不同社会之中的人。所以他书写的不是什么“历史事实”，依据的也不是单纯的“史料”，而正是那些支配人的力量和人之间的互相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十足的“上帝视角”，是处在“上帝天父的位置”的人能够拥有的角度。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商务印书馆 2017年7月版
所以他的历史写作也确实带有描绘“命运”的色彩——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也是这么做的，通过具体人物的活动来勾画一幅更大的图景，揭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类型的人所受到的限制和获得的激励。年鉴派的文章和著述都是富于文学性的，第一代年鉴派的经典著作如亨利·庇朗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费弗尔的《拉伯雷与16世纪不信教问题》或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而比起这些，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增加了一个地理学的视角，他利用个人的实地经验（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北非生活和考察的经历）书写地中海周边人民生活的环境：山脉和平原、海洋和河流、道路和城镇，这些事物构成的“地理时间”有着缓慢的、几乎固定不变的节奏，而“个人时间”则在其中快速流淌，一代代人更替过去，兴起了各种运动，各种思想浪潮，不同阶层的人在思想和风尚方面，有着节奏和速度不一的变化。
他的历史学写作完全打破了围绕大人物和国家兴衰做文章的老一套，那样的写作专注于“事件”，而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就是海洋表面的涟漪。大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丘吉尔之类——生活中短暂和戏剧性的时刻，以及巨大的兴衰时刻如罗马城陷落、伊斯兰崛起、滑铁卢战役，等等，其位置低于一群人类物质生活的长期节奏，环境、贸易、航海路线之类塑造了他们的文化和精神，影响到他们的性格和命运。
可是这样做，也会招致另一种批评，即“地理决定论”以及否定人的能动性。然而历史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观点和偏见而存在；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历史学家书写任何一个主题的历史，都会对其进行干预；事实上，历史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过去的现象，它们被淹没在了所有消耗性的时间的云翳之下。像在调色板上调色一样，布罗代尔在乎的是把新的学科引入了历史；虽然具体的事件是涟漪，但把事件化入“长时段”的节奏之后，我们就豁然看到世界成了一颗头颅一般，牵引上面的任何一处（例如地中海）都会引起整张头皮的移动，或者，会使得其他地方获得同等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