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超︱法国人的记忆之场(2)

诺拉对于记忆之场自相矛盾的描述与他对于记忆和历史两者的理解密不可分。在诺拉的语境中，记忆和历史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在民族的时代，记忆和历史曾经是合为一体的。这最为集中体现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具有教化与指导民族的责任；民族认同则需要通过阐释过去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只有通过强大而又统一的集体记忆才能达成。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由于民族，我们的记忆才能立足于神圣的殿堂之中”。
这种和谐一致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尚未割裂的基础之上。在那个时代，过去尚未成为一种全然陌生和异质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回忆将其复活。今日的过去与现在则成了难以相融的部分。与过去明确的断裂，导致了民族时代的消散。民族的瓦解丧失了对于统一的集体记忆的需求，历史也丧失了传承民族价值观的使命。根植于记忆和历史本性中的紧张对立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斥记忆。……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识记忆赖以植根的场域。”
换而言之，今日之我们正处于断裂的交汇点之中。我们已然意识到与过去的割裂，传统记忆令我们如此陌生，陌生到我们难以通过回忆复活过去；但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依旧可以唤起足够多的记忆。在这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产生了对于记忆的具体化身的需求。于是，记忆之场诞生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记忆之场成为记忆与历史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们不可能满足于单纯的记忆，如果是那样的话，简单的回忆录足够承担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在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中寻求的记忆之场必然是某种生与死的莫比乌斯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事件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今日世界对于记忆的渴望唤起了关于纪念的意识和对于档案的渴望。
二、绕不开的法国大革命
今日法兰西所拥有的记忆之场无疑如漫天繁星。本书第二、第三部分的作者也从各自独具匠心的角度，解释了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普鲁斯特如何成为共同的记忆之场的问题。安东尼·孔帕尼翁在谈到普鲁斯特的时候富有幽默感地写道，“一位伟大的作家未必是我们惯常阅读的作家”。甚至没有多少法国人完整地阅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位昔日有着犹太血统和性取向问题的边缘文化人士成为今日法国人的记忆之场。